“音乐开启了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时，薇薇安对街头布鲁斯重唱音乐特别感兴趣。这种类型的音乐被认为是其所处时代的朋克音乐，因为它来自街头。我们谈到了音乐，后来就成了朋友。而在那段日子里，我的生活过得十分清爽健康。精品店的生意做得不错，我住在绍菲尔德街13号，克莉丝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英国模特，以与普罗富莫的绯闻而闻名）的居所，房子是从她手上租赁的。我们有一台超大的电视，记得当时薇薇安没有电视，所以认识她之后没多久，我就邀请她和马尔科姆到我家做客。我们决定好好地检查一下房子的地板，看看克莉丝汀·基勒有没有在地板下藏东西——你猜怎么着？她确实藏了。她在地板下藏着的所有那些机密的文件，都被我和薇薇安发现了。”

“我们俩都吓坏了，担心自己会因此而被起诉——尽管当时普罗富莫的丑闻已经过去多年——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敢阅读过。最后，基勒回来取走了所有文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薇薇安建立起了一种特别的关系。我对薇薇安的着迷也日渐加深，因为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只要她出现在英王道，所有的人都要靠边站。而且她真的与英王道上其他的人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时期的薇薇安尚未成为朋克，但是早在朋克文化出现之前，她身上就已经有了朋克的形象和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薇薇安本人，她喜欢引发争议，乐于挑战他人。”

没过多久，她就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同时被吸引的还有在“祖母的旅行”工作的其他员工。《伦敦旗帜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发表了一篇文章，《滚石杂志》也提到了这里，《国际俱乐部》（Club International）发表了一张薇薇安同朋友兼崇拜者路易斯·多科特（Louise Doktor）拍的照片。紧随其后的是，薇薇安得到任命，为1973年的电影《绝无可能》（That’ll be the Day）的演员林戈·斯塔尔和大卫·埃塞克斯设计戏服。这简直是个超级鼓舞人心的开始，因为当时的薇薇安要依靠着设计的销售才能回笼资金，而且完全没有存货，整个公寓也只有一台缝纫机。不过马尔科姆的炒作和“密探式”的宣传噱头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时，薇薇安会听取劝说，出门去痞子男孩经常光顾的俱乐部，发放印着“痞子时尚永不过时！摇滚时代就是我们的事业”的传单；或是去温布利感受演唱会的喧嚣。从1971年末到1972年，薇薇安和马尔科姆体验了摇滚乐复兴的最新浪潮，但是（正如薇薇安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浪潮并没有让他们冲昏头脑。年轻一代希望有更具颠覆性的东西，以匹配他们所欣赏的摇滚乐和时尚服饰，薇薇安和马尔科姆于是就为他们提供了T恤和短裤。在当时，可能并没有人认为这些服饰具备颠覆性，但事实上它们就是解构摇滚文化最早期的尝试。

前房东汤米·罗伯茨时不时就会来探访，并且帮助将租约重新签入薇薇安和马尔科姆名下。他几乎是瞬间就对薇薇安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特雷弗·迈尔斯破产了，所以我让马尔科姆和薇薇安接手。一开始我还很担忧，因为薇薇安并没有科班的设计背景，虽然马尔科姆上过艺术学校，但是我一般是跟薇薇安进行交流……她是个有趣的人，记得有的时候店里还有个婴儿……有的时候她过得有些艰难，但是她的确非常的聪明。我记得一开始火爆起来的是痞子男孩服饰——引得痞子男孩顾客整车整车地来店里购物！当时没有人能肯定这种风格是否会成功，但是他们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