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12月 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六千多名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三十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 ·九”运动。次年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批南下，突破重重阻挠抵达保定。南下宣传团后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转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团体。接应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保定涿县城内高小老师、共产党员黄雨秋，成为第一批“民先”队员。

黄雨秋与英儿二哥是保二师的同学，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共同参加过“保二师学潮”。在保定，黄先生想起了牺牲好友的妹妹王桂英，那个小名叫英儿的聪明小姑娘。他特意到省府前街八号院来探望。

此时桂英已出落成十四五岁的婷婷少女了，但她的情绪非常低落。二哥的逝去，让她曾经看到那个理想如太阳般地沉入西山再未升起。她只能在黑暗中苦苦等待与思索，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她悲愤地看到，在华北告急、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当局却对学生们大搞“奴化教育”。校舍楼顶的国旗被降了下来，礼堂墙壁上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不见了。拿到手里的新教科书换了模样，少了“抗日”的字样，却增添了令人乏味的读经课。

共产党员黄雨秋的到来，让苦闷中的桂英萌生了新的希望。黄先生正在联络很多当年闹学潮的同学加入新成立的“民先”组织，也联络到了桂英，桂英毫不犹豫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她相信二哥，也相信这位曾与二哥并肩战斗的黄老师。

成为“民先”组织的一员后，桂英感觉与二哥的那个红色信仰大大接近了，就像换了一个人。黄雨秋经常找她聊天，从思想上关心和引导着她。她又源源不断读到了红色书籍，逐渐进入了那个理想世界，她听说西北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女人可以当兵受训，到处飘扬着鲜红的旗子。她决心像二哥及他的战友们一样，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1937年 7月 7日，北平近郊的卢沟桥响起日军轰轰的炮声，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战由此全面爆发。 7月 20日，保定成立抗敌后援会，黄雨秋等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参与其中。抗敌后援会组织学生和民工为前方将士运送弹药、给养，抢运、救助伤兵。桂英的学校已经停课，学校成了临时伤兵医院。礼堂、教室、图书馆，以及沿楼廊下，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塞满了伤兵。桂英和一些同学，在抗敌救援会领导下做伤兵护理工作。

随着卢沟桥失守，平津沦陷，敌机开始轰炸保定城。民众仓皇逃难，国民党溃兵趁乱洗劫了一些卖场。有汉奸为敌机打信号，被中国守军捉住，人头被挂上城门口示众。

桂英的父亲准备带领全家到乡下老家避难，桂英却极不情愿。她不愿意做“亡国奴”。桂英想去延安，于是拎着一个小皮箱，态度坚决地对父亲说：“我要走。”父亲也是一脸的固执，没好气地问她：“到哪儿去呢？ ”父亲要桂英一起逃往乡下，桂英坚决不从，父女大吵一架。这时十几架敌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外面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父亲一把将小皮箱抢了过来，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女儿说：“要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儿！”但桂英仍然激烈地争辩着，坚决不从。最后，父亲不得不折中，同意女儿暂时在学校里护理伤兵。桂英一赌气住到学校，不再听父亲和继母的唠叨了。

在伤兵医院，桂英拼命地工作，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她给伤兵包扎、换药，喂水喂饭，洗那些发了臭的染血的衣服。伤兵很多，而当时缺医少药，救护条件很差。伤兵们大多躺在地上，有的连一张床板也没有。时逢炎夏，很多伤兵伤口感染化脓，经常可以从伤兵伤口夹出一个个白蛆来。一些伤兵情绪冲动，有的对医护人员骂骂咧咧，有的哭闹不止，悲观失望。桂英和同学们尽力安慰他们，每天帮伤兵写家信，给伤兵们打气，宣传中国抗战一定会胜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