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3月，中共保属特委以保定学联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市各界联合起来，声援淞沪抗战。保二师学生中的党团力量也随之迅速壮大，这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惊恐。 4月，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为阻止保二师学生宣传抗日，参加革命活动，宣布学校提前放假，进行整顿，所有学生一律离校回家。不久，省教育厅以参加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为名，开除学生 20余人，停学 40余人，并以包庇共产党革命活动为由，撤销张腾宵校长职务。留校学生闻讯后，立即开展护校斗争，要求省教育厅收回成命。到 6月中旬， 50余名返校学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 6月 21日，保定军警包围了二师，割断了学生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学生家长到校劝里面的学生回家。护校学生毫不畏惧，与数百名武装军警顽强对峙了 15天。 7月 6日凌晨，武装军警在国民党驻保定十四旅旅长陈冠群的指挥下，突然扒倒围墙，冲进校园，对学生展开疯狂屠杀。学生们奋起抵抗，用棍棒、大刀和长矛同军警展开殊死搏斗。结果， 13名学生惨遭杀害， 2名学生受伤， 36名学生被捕，酿成震惊全国的“七 ·六”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仍不肯善罢甘休，大肆捕捉、审讯二师的进步学生。学生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了坐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火烫、吊打等酷刑的折磨和摧残。之后，有 4名二师学生被北平绥靖公署判处死刑， 10名学生被判处 10年徒刑， 7名学生被判处两年零八个月徒刑。

二哥也是参加“保二师学潮”的积极分子。“七 ·六”惨案发生后，他在家里的病床上被当局抓走，遭到严刑拷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英儿的父亲情急之下，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人脉关系，终于将二哥保释出狱。二哥一回家就卧床不起，肺病逐日加重，一年多后便离开了人世。

家里的惨剧发生后，英儿的父亲深受打击，人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把二哥藏在床下的红色书籍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个精光。英儿急得直跳脚，终于趁父亲不注意时偷出了一本书，正是那本红皮的鲁迅的《呐喊》。

二哥之死，是英儿一生难以治愈的伤痛。她知道，二哥是为了那个红色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她还清楚记得与二哥的那次刻骨铭心的谈话。几年后，英儿考上了河北省立保定女子师范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始建于 1906年的“直隶女学堂”，名气很大。父亲为女儿能考上这样一所学校感到自豪，同时也加强对她的看管，常督促她专心学业，有时还要检查她看些什么书。父亲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汲取“教训”，防止再失去一个女儿。

小西屋自二哥去世后就不再住人，了无生气。英儿放学一回到家，就隐入这间小屋，捧着那仅存的红皮书默默地坐上半天。她思念着逝去的二哥，也回味着往昔与他谈话的内容。穷人是怎样穷的呢？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英儿将二哥的照片立在书桌上最显眼的地方。她特意在二哥遗像背后写上这样几个字：“死去的太阳。 ”

这时候，全国的局势更加严峻，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将魔爪又伸到华北，操纵地方汉奸搞所谓的“华北自治”，企图把这里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不肯放弃“剿共”立场，继续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 1935年 7月，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依据该协定，国民党将取消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军队，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12月初，国民党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国民党政府接二连三地向日本摇尾乞怜、出卖主权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