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民运小组很快摸清了这个乡的基本情况，几家富人，几家穷人，又有几家伪军。王于畊把这些情况向邓子恢汇报，邓子恢专心倾听，时而记上几笔，时而又插话提问。王于畊汇报完毕，邓子恢分析了王于畊汇报的这些材料，深入浅出地指出了各阶级在对待抗日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教导王于畊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广大农民，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战。他要王于畊回去后召开一次一二十人的贫雇农会议，要在晚上开，不影响生产。

王于畊生平第一次主持农民的会议，紧张得手心冒汗。穿着如农民一样的邓子恢悄悄地坐在一旁，并没有引起二十来位贫雇农代表的注意。王于畊宣布会议开始后，把话题引到组织农民抗敌协会上。她一开始有点紧张，不时望一望邓子恢。邓子恢总是笑笑，微笑点点头，努努嘴，向王于畊做些示意。王于畊胆子渐渐大起来，放手让大家议论，会议开得很成功。乡里不久便组建了农民抗敌协会，还陆续组建了妇抗会、青抗会、儿童团和农民自卫队，发展了农民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留下了红色火种。到王于畊调回服务团三队时，农民已经成立了新的乡政府，各项工作没有因为民运工作组的撤离而受到影响。

军中才女

1939年 11月，日军为维护长江的交通运输线，抽调大批兵力扫荡皖南，作为皖南门户的繁昌自然首当其冲。在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急令新四军第三支队开赴铜繁地区。而繁昌当时也是新四军军部及其后方基地的屏障。我军为保卫繁昌，从 1939年 11月初起与敌展开多场血战，连续取得胜利，打得日军狼狈逃窜，消灭敌人数以千计。此战大长抗日军民的威风，大灭日寇的锐气。

就在繁昌大战捷报频传之时，朱克靖团长接待了几位从前方回来的同志。他随即找来李增援、邵惟、吴蔷（后改名吴强，新中国成立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红日》）和王于畊等几位服务团的编剧骨干，给他们下达命令：“这几位同志刚刚从繁昌前线回来，你们好好听他们介绍战事情况，准备编剧。”介绍后，朱团长提出要写一出三幕的大戏，其中重点表现我军的英勇抗战精神，与人民的鱼水之情，以及与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斗争的情况。大家讨论中感到，既要揭露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又要顾及抗日统一战线，不便直接揭露国民党军和国民党党政部门的问题，这是本剧创作中的难点问题。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年纪最小的王于畊讲了一个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这是王于畊此次皖北的半年工作中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幢地主的房子，屋宇宽大，房间又多，我们部队准备在这里宿营。可是，这家老板就是不让住，态度非常蛮横。

这事被邓子恢同志知道了，他很生气地走到这家院子里，当面严厉地申斥这个顽固分子：“你以为新四军不打人、不骂人，是吧？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你听着，新四军打鬼子来到你们这里，绝不能背着房子来，只有借住民房。你不答应也不行，我们住定了。站开，一边去。管理员，分房子！”这个老板只好乖乖地站到墙根去，嘟着嘴，没人理他。

这个故事，一下子打开了李增援、吴蔷两人的思路。他们说，就在戏里写这样一个老板，再加上一个老板娘，使戏里有个女角色，老板娘的戏可以多加点，代表顽固分子，与积极拥军的农民相对照，戏就会活泼得多。

李增援、吴蔷和王于畊三人研究提出了三幕戏的创作大纲。在创作分工时，李增援主动承担最难写的第三幕，并提议王于畊写第一幕，吴蔷写第二幕。吴蔷提出第一幕他已思考过，还是由他来写这一幕。王于畊虽然写过《人财两空》、《母亲》等独幕剧，从未有写多幕剧的经验。但是，她抱着学习的态度，愉快地接受了创作第二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