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末期，我在白宫担任苏联问题专家，见证了东欧解放、德国统一以及苏联解体。苏联在东欧只手遮天的时候，这些事件真是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现在回首往事，很难再想起这种感受了。鲜少有人记得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更少有人记得1948年的柏林危机。2009年，我回到斯坦福大学，我很惊诧地发现我的一些学生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尚未出生，很多学生也从没见过在克里姆林宫上方飘扬着的锤子镰刀旗。

随着黑暗的冷战岁月逐渐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看来则势在必行。事实上，和平解决冷战是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很有远见卓识的决定。二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设定了一个愿景，建立体系引导我们完成“黎明前漫长的奋斗”，走向胜利。这一战略建立在坚韧不拔的信念之上，和那些不给民众自由的国家相比，这些自由国家有能力做得更好，存在更久。

我最后一次接受重要电视访问是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大卫·格雷戈里为我一直以来对该节目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告诉我，这是我第20次参加这个节目。20次，我的上帝，那是很多个星期日的早晨。格雷戈里问了一个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布什政府留下了什么？此类问题往往伴有很深的含义——不只涉及一个层面——“9·11”恐怖袭击后的动荡局面、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中东问题都给我们的八年任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我非常坦率地答道，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让我肯定“历史确有一个长廊”，我坚信“这个长廊会向着正义回归”。

过去的10年不仅是对这个观点的检验，还考验了那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的人。自2001年起，国际社会遇到了三大冲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这两大冲击，不仅开始了乔治·W. 布什的总统生涯，还让我们国家的切身利益——安全和繁荣遭受了重创。第三大冲击则是“阿拉伯之春”。

自2001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头之初，至少有六个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开始向独裁统治发起挑战。有些独裁政府已经倒台，有些摇摇欲坠，还有一些重新获得了平衡局面。其他独裁政府虽然尚未遇到民众起义，却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将生生不息，直至自由的根基得以稳固。

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为此感到惊讶。美国在人类历史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1776年，我们宣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坚持人人都该享有这一权利。随着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我们从未在自由与专政间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