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我惊讶地发现《纽约时报》的观点跟副总统预测的一样。空袭“发出了一个及时的信号”，该报撰文说，布什新政府“不会放弃武力，容忍任何来自伊方的新的军事威胁”。《华盛顿邮报》也声称此次空中打击“值得肯定，早该实行”。与布什共进早餐的时候我问道：“总统先生，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

回到华盛顿后，我们进行了事后调查。在访问墨西哥的前几天，空军方面跟我和斯蒂芬·哈德利简单介绍了即将执行的禁飞区任务，为我们做简报的将军并没有任何遮掩。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禁飞区执行任务，所以我们并没有问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这类任务真是例行性任务吗？”“离巴格达有多远？”他可能会回答道：“也不算例行任务。”“离巴格达很近。”即便如此，那位将军可能也并不会说他们会对巴格达“动武”。我责怪自己为何没问那些问题，这样的事情我早应该料到。之前我在白宫当值，不就多次目睹冒失动武造成的后果？我不是多次跟他们说过这种事情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件事情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

在我们访问墨西哥期间发生这种事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问题将不断恶化，而且将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几乎从一开始伊拉克就是国安会关注的焦点，但我们并非像世人所想的那样一心只想推翻萨达姆的统治。相反，我们最初只是想遏制海湾战争后的萨达姆政权。虽然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政权仍然统治着伊拉克，战争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1991年，老布什就认为萨达姆政权已羸弱不堪，摆在此人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退位，要么就是固执己见地死挺下去。事实证明，这种评估是错误的。

设置禁飞区只是国际社会压制萨达姆军事势力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防止萨达姆打击邻邦和本国人民，防止他再度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但是，这些限制在很多方面都没能奏效。比如，中国人在伊拉克首都和周边地区建立了光纤系统，这样美国很难追踪伊拉克的军事通信，萨达姆找到了保存其军事势力的新方法。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获悉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远比他们预想的先进。萨达姆战败后，武器核查小组抵达伊拉克后发现，再有差不多一年时间，萨达姆就可拥有粗制核装置了。而且，他曾两次使用过化学武器，一次针对伊朗，另一次则是用来对付库尔德人，两次都令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死于非命。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通过多方努力阻止其建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一共16次通过决议，希望伊拉克为核查小组检视提供方便。但几年下来，检查团每次都无功而返。萨达姆希望由多个国家组成代表团，而不仅仅是英美两国，可有些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并无多少经验。20世纪90年代末，安理会最终做出让步。萨达姆坚持让检查团在其指定的地点进行检查并预先通告，使得必须出其不意才有效果的检查方式失去了意义（即使检查团进入伊拉克，他们也会被萨达姆的部队横加阻拦）。国际社会的态度也悄然发生变化，说什么要“尊重伊拉克主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检查团成员不断缩减，伊拉克方面还是不愿配合，国际社会也摸不清伊拉克的底了。1998年12月，克林顿最终颁布命令，对伊拉克的可疑地点进行军事打击。检查团成员在军事打击前刚刚离开伊拉克，直到2002年才再次前往那里，但伊拉克政府一直都不太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