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赢得选举后不久，鲍威尔接到奥尔布赖特的电话，问我和他能不能就此事发表意见。2001年1月初，我陪同尚未正式就任的布什从得克萨斯到华盛顿准备交接。在杜勒斯机场着陆后，我离开随行人员，直接去了鲍威尔的府邸。政务助理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和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杰克·普里查德在鲍威尔家的餐厅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并没有发表意见，尽管尚未就职的布什当上总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既没有在私下里也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对此事持怀疑的态度。最后，我们并没有就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达成一致意见，而会议的内容无非是敦促朝鲜答应放弃导弹试验和研究，以换取美国的援助，克林顿的平壤之行也告吹了。

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过渡时期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之间对某项政策最详细的探讨。后来，我们针对“基地”组织也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回想起来，在过渡时期，当年克林顿政府与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朝鲜问题，而非恐怖主义问题。

我们跟金大中总统的会面被安排在2001年3月7日。金大中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尊敬。20世纪80年代，韩国总统全斗焕掌管韩国军权时，他还在坐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当初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是美国向韩国当局求情的结果。金大中上任时已是高龄，此人温良谦恭，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他所倡导的“阳光政策” 可跟朝鲜合作，或许最终能改变其政权性质。该政策提倡大力对朝鲜进行援助，几乎不求回报。一方面，韩国推出“阳光政策”；另一方面，美国要求严格执行《框架协议》，两者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有人认为，金大中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跟金正日发生冲突。

金大中到访前一日，我们举行了首脑会议，再度讨论当局应该采取何种方法。会议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会公开批评“阳光政策”，但我们也将明确地告诉金大中，美国会寻求别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没人愿意让韩国难堪，但他必须理解我们无意继续执行《框架协议》。那天下午，我走到总统办公室，将我们商议的结果向他做了汇报，他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5点，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七号大街临时寓所的电话突然响起。当年我在加州习惯早起晨练，现在也会坚持锻炼，但也没那么早，当时我睡得正香。那间公寓很小，但我也得下床走到起居室才能接电话。这几年来，总统经常会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被他设置了快速拨号键，这多少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当我听见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大声说“是总统的电话”时，我睡意全消，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你看《华盛顿邮报》了吗？”总统问。

“没呢，总统先生。”我说。

“那赶紧去外面拿。”他说话惜字如金，恰好表明他当时焦虑的心态。

我披上长袍，到外面拿了报纸，幸亏这次报纸送得早了点儿。“翻到A20页。”粗体字的标题下是对鲍威尔的采访报告，他在文章中说，我们将告诉韩国，美国会继续依照克林顿政府的方式跟朝鲜交涉。“你要我处理这事，还是由你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