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发生之后，从9月12日起我们就开始了“9·11”事件善后日常处理工作，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向总统做简报。现在，我们的会议成效更加显著，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不仅会在会议上提出恐怖威胁报告，还会说明应对方法。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会让制定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总统很喜欢问一些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由情报信息引申而来。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没有出席会议，所以我必须把会议议题集中在派遣哪些情报人员参战的问题上——要使我们的会议成为纵观全局、保持政策中立立场的会议。我经常提醒总统，如果情报问题让他在制定政策时左右为难，那么国家安全小组就有义务为他分忧解惑。

情报简会结束后，布什接到好几位国家元首的电话，他们大多表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这段忙乱的日子里，他们越发团结了。其中一个电话是普京打来的，这是他第二次致电布什。两人的谈话让人印象深刻，普京表示俄罗斯定会为美国提供帮助，特别是可以帮助美国得到中亚国家的帮助。我们的优势一下子就凸现了出来：我们正需要俄罗斯情报部门通过他们遍及中南亚地区的情报网络为我们提供情报。

通完电话后，国安会第一次深入讨论了兵发阿富汗的计划。布什将前一天晚上我准备好的文件发了下去，明确表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保美国不再遭受攻击。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必须捣毁“基地”组织位于阿富汗的老巢。

此外，我们很快就向阿富汗民众提供服务事宜制定出多项原则。我们自觉有责任让阿富汗民众的生活在我们撤军时比我们初到时有所改善。因此，解放阿富汗妇女就成为我们最早制定的政策目标。阿富汗女性深受塔利班组织的荼毒，塔利班组织不仅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规定她们只能在家劳作，若无男性陪同则禁止外出。若有女性违反塔利班对伊斯兰教律做出的极端阐释，他们就会在一个由联合国出资翻修的体育场里对这些妇女执行死刑，并且还会聚众观看死刑执行过程。一名塔利班领导人居然冷嘲热讽地要求联合国为他们单独建造一座行刑场，这样体育场才能用来踢足球。塔利班的怪诞本性由此可见一斑。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于11月17日代表总统在广播中发表了演说，把改变阿富汗妇女的命运确立为美国阿富汗战争的核心任务。

我们随即将重点转移到了外交策略上，显然外交策略执行起来颇有难度。我们必须说服巴基斯坦结束长期支持塔利班组织的做法。我们派遣理查德·阿米蒂奇出使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捎去口信。美国不会再忍受巴基斯坦模棱两可的做法：巴基斯坦要么与美国为友，要么与美国为敌。穆沙拉夫总统十分有力地回答说他愿意与我们联手。

第一次开会时布什就说他希望让阿富汗民众了解，我们与苏阿战争之初苏联所持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他很早就提出是否可以在阿富汗空投食物，以解该国大部分地区即将面临饥荒的燃眉之急，以此作为我们在阿富汗投下的第一颗“炸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负责人安德鲁·纳齐奥斯可以协调各方向阿富汗提供大规模国际援助，以配合我们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准备了给塔利班组织的最后通牒，并仔细研究了初步作战计划。布什总统重申了鲍威尔在戴维营表达过的观点：我们不能效仿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做法，正派的国家绝不会不宣而战。

在我们周密地计划的同时，中情局也已就其在阿富汗的情报工作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在“9·11”事件之前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情局跟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关系要比跟南方的普什图人的关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