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位于上海巨鹿路的上海空军招待所，在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她希望能够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话。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20世纪30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我们沿三楼的走廊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用为队长办公室。

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都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里，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在找到了“‘文革’纪念地”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造反派头头戴立清以及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我知道他们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采访上海提篮桥监狱多次，跟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王启和、政委牟德欣以及办公室主任都熟悉。于是我们驱车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穿过上海市区，来到东北角的提篮桥监狱。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廖祖康则是王洪文贴身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他在“文革”中追随王洪文造反，成为王洪文心腹。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作为王洪文的机要秘书也进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之后，廖祖康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后来，在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

当我陪同刘松林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办公室，监狱长说，戴立清确实关押在这里，廖祖康则在劳改工厂；需要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我答应为刘松林办理相关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