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我和刘松林回到巨鹿路上海空军招待所，在那里吃了中饭，刘松林用车送我回家。刘松林告诉我，她在12月21日早晨去苏州，两天之后就回上海。

在去苏州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叶永烈同志：

下午我给上海市监狱打了电话，答案是：已请示过市公安局政保处，政保处的意见是最近公安部有个通知，说“这些人不宜接触”，因此不同意。

我已定25日返京。明日到苏州去，下午我去买了票。本打算买票后乘15路车到徐家汇转车赴你处，没想到4点钟上车，6点多才到北站，买完票到华山站已9点一刻了。太晚了，只得作罢。我估计22号返沪，最晚23号。

我回来后若时间尚早，即去你处。请你在22号晚和23号给我来次电话。

假使你认识公安局的同志，方便的话，请帮帮忙。不过，他们这两天大概也顾不上了。

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刘松林

1986年12月20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松林当时要买上海至苏州的火车票，是她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站（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去买的。

接到刘松林的信，12月22日，我去上海建国西路75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原社会处）三科，朱先生接待了我。我去过那里多次。我在上海采访在押或者假释的政治性人物，通常要事先到那里征得同意，这叫“挂个号”。例如，我在1984年11月13日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托派领袖郑超麟之前，便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挂个号”。

这一回，朱先生和我一起研究了提审戴立清、廖祖康事宜。朱先生说，你要去采访这两个人，在我这里办好手续，就可以去。但是刘松林作为当事人，去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恐怕不合适。她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她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12月23日上午，我路过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留下那张便笺。不久，刘松林从苏州回来。中午，我来到上海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一起在招待所吃了中饭。下午，招待所派车，送刘松林和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与科长张世民谈。张世民的意见与先前接待我的朱先生一样。刘松林谈了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张世民表示，可以请上海有关部门提审戴立清、廖祖康，然后把提审记录通过组织途径交给她。刘松林表示感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告辞之后，就回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