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封抗议信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抨击《改造日报》是“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这样，在1946年9月，《改造日报》不得不停刊。所幸陆久之有汤恩伯这把“保护伞”，面对这样的抗议、抨击，竟然无恙，照样在1946年圣诞节举行婚礼，跟蒋瑶光结婚。

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家有两辆名牌轿车。有了“蒋介石女婿”这招牌，他更加安全，在上海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陆久之很详细地向我讲述的另一件事，是策反汤恩伯。

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946年7月汤恩伯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47年3月，汤恩伯转往山东作战。5月，由于汤恩伯麾下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汤恩伯遭到降职查办。

1948年8月，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直取南京、上海。蒋介石重新起用汤恩伯，欲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12月，汤恩伯再度担任京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红旗在南京总统府飘扬。

汤恩伯率30万大军退守上海。这时，中共地下党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汤恩伯。在大军包围北平时，中共地下党成功地策反了傅作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部署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并制订了策反计划。

策反汤恩伯的任务，落在了陆久之肩上。

此前，陆久之用金钱买通戴笠手下的一个特务，弄到了上海防御工事图，送到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手中，迅速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攻取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陆久之说，张登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的沙文汉。我当即说，解放后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他们的独生女沙尚之是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沙文汉、陈修良在“反右派斗争”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

陆久之回忆说，1949年4月中旬，他忽然接到老朋友蔡叔厚的电话，请他立即到懿园一趟。陆久之知道，位于上海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懿园是蔡叔厚公馆。陆久之乘坐私家轿车来到了懿园，蔡叔厚迎他入内，悄声告诉他：“稍候，老沙等一会儿就到。”

蔡叔厚所说的“老沙”，就是沙文汉。沙文汉当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之外，还兼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这次就由沙文汉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策反汤恩伯的工作。但是，当时蔡叔厚和陆久之都不知道老沙为什么突然找他们。

蔡叔厚自1936年失去中共组织关系之后，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1942年他在重庆曾家岩面见周恩来、董必武，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蔡叔厚这批情报人员履行组织手续，以至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游离于党外。即便这样，回到上海之后，蔡叔厚仍然积极在中共地下党刘少文（曾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沙文汉领导下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多次掩护中共干部。1946年，刘少文遭敌追捕时跌伤，蔡叔厚闻讯把刘少文接到家中疗养。在1955年，刘少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这次，沙文汉也基于对蔡叔厚高度信任，请蔡叔厚出面给陆久之打电话。当然，沙文汉找蔡叔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叔厚跟汤恩伯私交也不错：1923年蔡叔厚在留学日本时与汤恩伯相识。1926年汤恩伯回国之后，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住过一段时间，蔡叔厚还给过汤恩伯经济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