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久之到达懿园不久，沙文汉来了。

沙文汉跟陆久之、蔡叔厚都是老朋友，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陆久之、蔡叔厚说：“奉党的命令，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陆久之和蔡叔厚一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沙文汉对陆久之说：“需要你去做汤恩伯的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明大义、识时局，举行起义！”

然后，沙文汉对蔡叔厚说：“老蔡配合久之，完成任务。”

策反汤恩伯，当然要比弄到上海防御工事图艰难得多。陆久之深知策反任务的艰巨性，也深感这一使命的重要性。

陆久之受命之后，前往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那里原本是日本财阀三井集团上海总部所在地，有许多别墅。当时正值4月春浓，院子里樱花盛开，美不胜收。汤恩伯喜欢三井花园，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然而那时候汤恩伯很忙，总是在外巡视、奔波，司令部里难得见到这位司令官的身影。再说，司令部人进人出，人多眼杂，也不是合适的秘密谈话之处。于是，陆久之改为前往汤恩伯官邸蒲园。

蒲园里的佣人、厨师、司机都是陆久之帮汤恩伯寻荐的，所以陆久之对那里熟门熟路。汤恩伯夫人黄竞白也是陆久之的熟人，她告诉陆久之说，汤恩伯肩负重任，处于高度忙碌之中，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在深夜。黄竞白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汤恩伯结识，当时她是日本蚕桑学校学生。黄竞白是浙江绍兴人，与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同乡。汤恩伯与前妻离婚，迎娶黄竞白。

陆久之在“蒲园”客厅坐等汤恩伯，一直没有见到汤恩伯回家，心中万分焦急。他征得黄竞白同意，干脆在“蒲园”的客房住下来。三天之后，汤恩伯终于在深夜回到“蒲园”。虽然他满脸倦容，但是听太太黄竞白说，陆久之已经等候他多日，随即把陆久之请至二楼书房。

陆久之跟汤恩伯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对他说明来意：“司令官曾对我说过：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去毁坏它。但战端一开，炮火无眼，大上海将夷为废墟焦土，岂不有违司令官初衷？况身担祸国伤民的罪名，去打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自己将今后的退路堵绝了，于仁于智，司令官都欠谋虑。”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依你之见，该怎样？”

陆久之明确地说：“我看可走傅宜生（傅作义）将军的路。”

对于陆久之“亲共”，汤恩伯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任第13军军长，要指派一位心腹担任驻南京代表。汤恩伯曾经考虑派陆久之去，但是遭到反对，最终派了别人。当时，汤恩伯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包对陆久之说：“久之，你别让人家说你是这个颜色！”不过，毕竟陆久之跟他的情谊很深，汤恩伯从不加害于“亲共”的陆久之。

这一回，陆久之竟然成了中共劝降的说客。即便如此，汤恩伯对陆久之依然以老朋友相待，只说“容我考虑”。

汤恩伯向来反共，当年在江西，第一个攻下红都瑞金的就是他。正因为他坚决反共，所以蒋介石多次委以重任，直至这次在危急关头，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也正因为这样，策反汤恩伯并不容易。

翌日清早，汤恩伯邀陆久之在蒲园散步，共进早餐。汤恩伯依然不对是否愿意成为“傅作义第二”表态，只是叮嘱陆久之在此多事之时好自为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南京之后，大军东进，直逼上海。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更加显得紧迫，沙文汉要求陆久之抓紧策反汤恩伯。

陆久之对我说，4月26日晚上，他又一次前往蒲园——那是他最后一次与汤恩伯密谈。他记得，汤恩伯告诉他：“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