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

进入“文革”的“身份”—红，还是黑？

第一次大字报的雷击：谁都能投第一块石头？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真诚与表现真诚

进入“文革”的“身份”—红，还是黑？

“我们是成分论者，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这是我刚懂事时接受的第一个政治教导。

“我们”当然是主宰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拟人化。任何一级社会机构的主管部门负责人，都会这样对年轻人说，当然是对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年轻人说。

可是，我长期对我的出身懵懂不知。

我家住在长江边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权路黄皮街小蔡家巷69号。五六岁发蒙在一家私塾学堂，高中低三个年级大概二十多个学生都挤在一间堂屋里，戴黑瓜皮帽挂吊线黑框圆眼镜—就是不用镜脚架在耳朵上而是用棉线套在瓜皮帽上或后脑勺上的—何老先生坐在进门边的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后，点名要高中低三个年级的学生轮流带着特制线装书本站到他面前，把书本摊开在桌上，先生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同时先生用毛笔筒蘸着红墨水在书本上读到的句子边点一个小红圈，以示断句。如此断上一页，学生一天的课也就学完了。整个上午如此叫上三个年级的学生九个人，先生一天的课也就教完了。大家都轻松得很。所以，先生闲来无聊时就给座位后吊在窗棂上的鸟笼中的两只黄鹂喂食，自己还跟鸟一起分着吃鸟食，嘴里不断“吱吱”地咂舌，津津有味。以致我们都很奇怪那吃的是什么好东西。待何老先生到后院“打岔”（小便），我们几个刚进学的小师弟被大师兄们怂恿到窗边偷吃鸟笼里的鸟食，结果当然被进来的先生撞个正着，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首犯”。先生叫两个怂恿我们干的师兄把我按在条形凳上，扒光裤子，露出白屁股，先生用了一根细细薄薄窄窄的油光水滑的长竹篾，足足打了十板，板板起苔。回家又挨打，打完了才决定“不读了”。换到旁边不远的一所“文明先生”开办的“育才小学”，继续发蒙。

这个头开得不好，后来也不知道换了几个小学，我记得的有猪鬃帮小学、培心堂小学、洪益巷小学，1949年武汉解放了，高小五六年级我是在武汉市码头工人子弟小学读的。那时，父亲已是武汉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时间大约是1952年。记得1951年国庆节期间，汉口王家巷到积家嘴一带突发大火，烧了好大一片，都说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我还凑热闹地出现在失火现场，被老师同学们发现，评为武汉市少先队“救火小英雄”。如此看来，我的出身是非常好的。

初中在武汉市第二中学读，完全不懂事，成天打小皮球。从黄陂街家中到市二男中的距离，对今天出门坐车的人来看，已经远得不可想象了。市二男中在德租界过去的永清街，中间相距的公共汽车路程约一个小时，途经六渡桥、江汉路、南京路、黄石路、北京路、中南路、车站路、一元路、二耀路、三羊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郝梦龄路等十四个站（记忆如此）。1952年我根本没什么公共汽车的印象，即便有印象，穷人家的孩子哪能想象坐车上学的？刚进学不能住读，招生太多，只好走读一个学期。我上学，走前花楼后花楼胜利街一线到底，五十多分钟；如果能带一个铁圈圈滚到学校，时间几乎要缩短一半，不足半小时，速度快得像只野兔子，够惊人的。

1955年夏天考进武汉最好的学校市一男中高中部，高一下学期我所在的三班入团鉴定会上被一致通过，校团委却没有批准。我的入团介绍人找我谈心，说我的家庭有问题。什么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不清不白。这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的第一次信号。

1958年考大学几乎落榜，被录取到我根本没填志愿的当时新成立的华中农学院农业机械系。据说，也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事实上，当时录取进去的城市学生大都是成绩很好出身不好的学生，至少我们班就是这样。第二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