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还有一些《肖像》札记，写在用废了的油印教材翻过来装订成册的稿本上。可惜，厚厚一本，丢失在“文革”前的三业中耐火厂凤凰村驻地。

评论写过。长春《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两篇电影文学评论，笔名“夫累”。我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起这个怪名，但至少流露出对刚刚开始的人生经历已有如牛负重的感觉，并预示了某种命运的到来。

果然，“文革”前的大批判来了，如批《早春二月》，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像一个练了几年功的毛头小伙子忙不迭地想试一试身手。于是写了《文嫂之死》，发表在全国的《冶金报》上。当时《冶金报》驻武钢的记者向三业中语文组的老教师刘靖波了解我的情况，想接受我做该报的“业余评论员”。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北京《光明日报》理论版对我寄给他们的《是对卫国战争的反思，还是对卫国战争的背叛？—评苏修近年战争题材影片的危险倾向》的回信，他们对论文给予很高的肯定，但“因当前政治任务的需要，暂时不能发表”，希望我能继续放在他们那儿，保留他们随时刊用的机会。（底稿全丢失了。）

一方面，我只是武钢三业中的代课老师，另一方面，内心已有一个声音在说：“看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如果前述“身份”是委屈的，那么现在似乎能表明，身份下承担着的却是一颗“忠诚的心”；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可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悟与捍卫够得上一个“自觉的战士”。事实上当时从“九评”的学习中已经意识到：文化大批判只是政治大批判的前声，国际共运的马克思主义大旗，现在轮到中国的毛泽东来扛了。

这就是“文革”前的我的“是非所是”的“身份”。

第一次大字报的雷击：谁都能投第一块石头？

1965年夏天，我所在的单位武汉钢铁公司第三职工业余中学，按武钢教育处的部署进入群众揭发阶段。大字报一出来，整个单位的气氛立即变得肃杀起来。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在武汉市第二中学读初中，少不更事。

“反右”时，我刚刚进武汉市第一中学读高一，有了一些感觉。比如，市一中老校长章琪，当时受审查住在操场边一个楼梯下的存放扫帚的三角形储藏间里。有一次，我正好看见他出来，仍然西装领带革履整整齐齐的，端着一个洋瓷碗，腋下夹着一个纸袋，锁好门，向食堂走去，平淡得无声无息。我远远地注视着这个曾经显赫的重点中学校长。还有，进校门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其中写一位女老师的大字报写得特别“臭”，还配了几张下流的漫画在旁边。一天放学，我在学生食堂吃完晚饭回家，路过大厅时，看见一位女老师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看大字报。同学悄悄告诉我，大字报写的就是她，武汉有名的生物化学“四

大金刚”之一，叫黎××。旁边是她的女儿。当时我很纳闷，“这样的大字报能看吗？而且还带自己的女儿看这样写自己的大字报，真奇怪！”

十年过去了，现在轮到我来经历大字报。

我在单位的人缘一向不错。第三业中在厂前萧家湾，职工学生主要来自厂前的炼铁、平炉、轧钢、机总、耐火、运输部和一冶金属结构的青年工人。所谓“青年工人”当时一般也有20至25岁的年龄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鸭子工”，即“2级工”。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工作年限很长，1958年到1965年，8年，但工资级别长期停留在“2级”上，因“2”写起来像个“鸭子”，便自嘲为“鸭子工”。他们是武钢的一大难题。

“青年工”年龄普遍偏大，工资低，未成家，情绪很不稳定。他们来读夜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找对象。哪个班的女生多，哪个班的出勤率就高。否则，一个班一学期下来，最后坚持下来的职工，能够维持最初报名的25%，已经算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