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先生的字可谓撇捺皆剑，苍茫遒劲。当时我就想，他或许不应该是前国民党银行高级职员，而应该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才是。

我这样看着别人的“风景”，说不定别人也同样看着我的“风景”。在“牛棚”中我年纪最轻。或许是我要帮忙高华翰老师将中间的“床”早收晚铺，白天改成我俩学习用的课桌对面而坐，也或许高老师是个女的需要有人搭理帮衬，所以，高老师对我很好。武汉冬天奇冷。“牛棚”当然是不能取暖的。我家在汉口，带的衣物不够御寒，高老师坚持要我穿她的长黑呢大衣。当我穿上大衣出现在公共场合如动员大会上时，我的画家朋友王粤禾老师就忍不住在背后小声打趣：“哪里来了个于连呀。”不知谁打了小报告，这下我可惨了，当即要我回到“牛棚”将大衣脱下来，理由是不准“串联”：

到现在还要顽固地散布资产阶级那一套腐朽的东西！

我从家里带来了一尊毛主席塑料像，塑料里面掺和了荧光粉，所以晚上它能闪着荧光。白天学习我就把它摆在我的桌前，形成了一个标志。这在当时太普通不过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挨批的由头。在批判我时，有一个技校的老师站起来，用一种在行于虚伪而深谙虚伪的模拟口气讽刺着：

你看他多么虔诚地把毛主席的像摆在自己桌子的中央，好像随时都在向人表示我有

多么忠诚，我有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看他的头发，你

看他今天穿着从地主资本家的大少奶那里风流来的黑呢大衣的样子，你能嗅得出有哪一

点气味是无产阶级的吗？没有，绝对没有，有的是十足的暗中嘲笑地得意和明目张胆地

挑衅，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得很，猖狂得很，猖狂到公然向无产阶级示威的地步。

这些批判的用语可以不去管它，也可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但有一个问题长久地搁在我的心里：我的行为是真诚的，还是伪善的？对毛主席，或对“文化大革命”，我是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或半心半意？例如，在“牛棚”中，和那些人相比，我革命吗？是我真实，还是他们比我真实？或许，在这些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中，当时我敢肯定我是真的，但后来才意识到我对我肯定的“真”并不真懂为“真”。

即便在当时，说实在的，这样的问题，不问很自信，例如我坚信“我比谁读马恩列斯毛都读得认真”，“我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战士”，但要真的问起来，则越问越糊涂。例如，对自己的某些看似平常的行为，以为怀着真诚的信念和感情，但只要反躬自问“真的如此吗？”，当下的“直接性”没有不被某种“隔”间隔开来的。

后来我真的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要摆毛主席像？”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内心的信念，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需要，甚至潜在地就是一种“区别”标志；而“给别人看”分明又是无对象性的，要打倒你的人根本不会看，不打倒你的人无所谓看不看，相信你的人反而觉得很滑稽，等等。所以，即便这个行为的当时，只要认真反问一下，绝对不难意识到，它其实是自保意义上的自欺或自我安慰，很蠢的自我需要而已。

相反，“牛棚”中的其他人，都“老成”到、“世故”到或“反动”到不需要这样的表现了，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无效”。我当时为什么总相信会“有效”呢？唯一可以成为支撑理由的只能是—自以为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我懂所以我信。

一场“文革”对于我的意义，往简单里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换句话说，原来那么坚信的“懂”怎么会都漂浮起来了呢？这对我往后走上“哲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

2002年春　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