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学术界，我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由不得学术体制按它的意愿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能由我的闯入，看我有能力带入什么。

最初的《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分上下篇，无论是做哲学论文，还是做文学评论，我都带着一身不驯的野气。直到后来被形而上学的“破绽”引入了“阴影之谷”，我才不得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做起西学八股—走样是难免的—文字才坚硬生涩起来。小说、电影、绘画、音乐，于是乎从日常爱好退而为之间歇性喘息，如下一集《E弦上的咏叹调》之所为。

此次为了集“文学阅读经验”的需要，将《门》的“下篇”单独抽出编成《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现在看来，《门》仍然是我最本色的文字与心态。思想、情感、意志未分地糅合在文字中，率性而为。它与80年代总的文化氛围相当融洽。学术圈的人际关系与今天比较起来，单纯而明朗。正在兴起的一代人都没有“家”的头衔。尽管各人可以观点各异，但“寻找中国现代学术面貌”的目的与真诚则是非常一致的。

当是时，进入学术圈的年轻人，正经历着两种划界：一种是跟与政治关联的“两马”（东马、西马）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划清界限；一种是跟与压抑后的宣泄纠缠在一起的“文化热”、“美学热”划清界限。他们急切地想转入思想阶段，主要借助存在哲学现象学的“时间”和“语言”对我们自身久经磨难的现实做深入的反省。《走向未来丛书》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就是这个转折时期的两大标识。

我的《门》与《渎神的节日》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边缘”产物。我之所以强调其“边缘”，不仅当时武汉的朋友为了区别它们而组织了后来流产的《边缘丛书》，更真实的是我们确实想身体力行地“不就范”，即坚持不归宿于敏感到即将来临的纳入启蒙轨道之学术体制的学术招安。说得形象点，我们既不想“漂泊”也不想“还乡”，只想把近百年的遭遇落到我们个体身上的沉重负担清算给文字—立此存照。

其实，今天我们在体制中了也仍然坚持着这个初衷，直到退守天涯海角，直到剩下萌萌和我，直到剩下我独自一人。除了自己的问题，除了一张书桌换来的饭碗，不介入任何钦定的命题与头衔，清贫也罢，落寞也罢，“民哲”也罢。

可惜，我们不是“超人”，跳不了“虚无之上的超人之舞”。对西方形而上学及其宇宙论物义论的清算还原了它诸神的面目，也还原了我不过是诸神之一的子民。最后，我只能偿还纯属我个人的债务—《“文革”圣器与记忆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

是跋，权作序的补充。

2011年3月3日　海甸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