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团的伙伴们的眼光中，我不是一下又看到我的受人恩惠的食客面孔吗。真是吓人，在我根本不是我而是他物的被决定状态中，我是那样的“实在”，一旦我要去寻找自我，自我反而变得光影般游移不定起来。从此，霍夫米勒的小船飘进了大海，他把握不住自己到底要什么，干什么，目的在哪儿。

所以，当艾迪特小姐被他的因“心灵的友谊”而显得更加温柔的同情唤醒了最纯真、最炽烈的生命意志—爱，要为他、仅仅为他而治病，为他而活着，他惊慌失措得像只逃命的麋鹿。

如果只是城内军营中的我，跑了也就跑了，偏偏那个已经存在过的城外庄园中的我负有同情的责任，不忍狠心离去。在游移不定中，自我欺瞒的本能只好让偶然的刺激比如开克斯法尔伐一声绝望的“告别”来加重同情的分量，把自己应担的责任“无意”转嫁到外在的牵引或“圈套”上，使同情格外可疑地暧昧以至暧昧到同情的责任不分不明的程度。就这样，霍夫米勒来到开克斯法尔伐庄园接受了订婚仪式。自己庄严得像个救世的基督，圣光披体，遍施于人。眼看着奇迹降临，被拯救的艾迪特小姐突然丢开拐杖，用瘫痪的两脚支撑着奉献的身躯，想走到心爱的未婚夫前让他亲见一下自己无愧于他的爱的神奇—啊，摔倒了！像世界的末日，最后的清算：应验的是霍夫米勒，他不是基督，倒像个犹大，用逃跑背叛了婚约，终于把艾迪特送上了爱的十字架。她跳塔楼自杀了。

至于在逃跑中，即在调往斯察斯劳的旅途中，霍夫米勒想挽回自己的软弱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要康多尔大夫“马上”到艾迪特身边去，请求宽恕，表明此刻婚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神圣，他要辞去军职同她一起到瑞士定居永不分离，他还给艾迪特拍去“忠诚思念”的电报，等等，但这只能算茨威格更加残酷的一笔。一切能补救的都补救了，他没有什么遗憾没做的，如果不是命运……但对外部命运的乞求解脱得了良心的自责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命运是否压倒了个人的命运呢？不。霍夫米勒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虽然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在战争中表现出走向死亡的勇敢。这勇敢不是别的，恰好是真正的软弱。他不逃避死亡，是因为他逃避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陷入绝望的境地。他要借战争来惩罚自己逃避同情的卑怯行为，所以，当别人把“勇敢”和他联在一起时，这“勇敢”对于他无异于“骗子”的标记。但是，战争似乎改变了人们的眼光和价值标准，也似乎解除了自己良心上的重负，“我自己个人的罪过，在这广袤无垠的血污的沼泽里已经完全溶解在一般性的罪过之中”。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杀人和被杀，我谋杀过一条人命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桩把同情变成谋杀的见证人大都死去。霍夫米勒早已乞求遗忘的救世主来临了，他可以在这个光天化日的世界上，像人们一样的心安理得地走来走去了。肉体的瘫痪使艾迪特享受不到走来走去的自由—天主教最好的恩赐，可心灵的瘫痪也曾使霍夫米勒失去了自由的呼吸与行走，他多么想医治心灵的瘫痪啊，就像当年的艾迪特。

可是，康多尔大夫活着，霍夫米勒在一次音乐会中恰巧碰见康多尔大夫引着他双目失明的妻子坐到自己的旁边。他顿时感到没有容身之地了，趁着夜幕灯亮之前的黑暗一瞬，他像逃避光明的蝙蝠一样逃离了康多尔的眼睛。“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忘却”，康多尔就是人类的良知，“他的同情不同于我的同情，不是一种杀人致命的软弱，而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力量，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审判我。”

康多尔是茨威格心中的明灯，只有他的行为标明了真正同情的尺度。他曾经答应一个眼疾致残的女人，一定把她治好，结果她双目失明了，他就娶她为妻。这瞎眼女人比康多尔大七岁，既不漂亮也没财产，而且歇斯底里。康多尔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全部责任，整个身心地倾注着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