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看看他的指尖，听听他的声音，几乎像电流一样地传递着柔情，使无论怎样的焦躁不安的瞎女人顿时平静下来，你就明了康多尔的生命每分每秒都支撑着他人的生命，他活着是为了他人活着以至他人活着全是因为有了他。

我感动了吗？我问自己。

一个隐秘的情绪使我战栗起来，它居然在反感！它居然有一种为卑污者辩，为圣洁者难的冲动！

主啊，宽恕我吧！

二

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卑污的同情和圣洁的同情，像霍夫米勒与康多尔。对于个人，我也当然应表示某种程度的价值判断：霍夫米勒不好，康多尔好。

但是，这就够了吗？茨威格唯一的长篇就这样告诫我们吗？如果这是两个唯一的价值尺度，那么茨威格本人的自杀算什么呢？难怪茨威格的同情的同情者们，褒扬之词总免不了一点“但文”。

“他的为人值得尊敬，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战斗到旭日东升，没有亲眼看见正义战胜邪恶。”“都说自杀是一种怯懦行为……这样说是不公允的，自杀也还是需要勇气的。它是对不义和邪恶的一种控诉和抗议，尽管这是一个弱者的绝望的控诉和抗议。”

这些同情家多么宽容啊！—“这样说是不公允的，自杀还是需要勇气的，尽管是一个弱者绝望的勇气，毕竟算是一种勇气嘛！”老实说，我一听这种经典的中国腔调，就浑身发抖。

【停顿】

许多年来，我一直被两个句式纠缠着。

A.“这个女人在受苦。”

B.“这个女人不该受苦。”

女人受苦是一个事实。比如艾迪特，无辜遭受下肢瘫痪的痛苦，这对一个美丽、活泼、充满幻想的少女来说，太残酷了。但是，这个事实怎么就对了？怎么就错了？怎么就该？怎么就不该？人们怎么一下子就从事实判断（A）滑向道德判断（B）？

A、B之间毫无联系，怎么随便一步就跨过了？

a.“这朵花在枯萎。”

b.“这朵花不该枯萎。”

当人们从a跨向b时，很清楚，这种跨越毫无意义，如果有什么意义，也很清楚，是故作多情，是拟人手法。在这里，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泾渭分明，混淆不了。

论理，a、b同A、B是一样的，人们为什么就泾渭不分、一塌糊涂呢？

拿康多尔大夫来说，“那个女人的眼睛要瞎”是个事实。世界上有一种病生了就要瞎眼睛，即使不可而期的将来会治得好，但目前，眼睛非瞎不可，事实如此，与康多尔大夫娶她为妻有什么相干？娶了就娶了，纯属康多尔大夫个人的爱好，怎么就不得了了，因此就成了大圣人、大榜样、末日审判的执行者，凭什么？毫无根据。以为可恩赐者可主宰，正是“该与不该”取代“是与不是”所造成的一个迷误。

人们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女人在受苦”的事实，而非得躲到“这个女人不该受苦”的道德安慰中？

说得好听点，是同情，说得不好听，是恐惧，是卑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苦难几乎是生存的根底，一直催促着文明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苦难。有过的欢乐、幸福、爱情、友谊、伟大、崇高，所以这些美好的精神财富只是像浪花一样从苦难的深流中涌现出来以显示苦难的意义。它从不乞求道德价值的褒贬，生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们为什么趴在岸边像妇人样哭泣哀怨？

或许生命的强大总掩盖不了那个脆弱的“脚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不必说了。欲求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意志。无欲乃超出人生之大限死亡而进入涅槃境界。在这里，东方的佛教要比西方的基督教非人化而近于自然。因为在伊甸园中有一禁果即禁欲，它用否定的形式包含着人类的原罪—欲求。

欲求，作为人的生存意志，是人向本无索取应有的冲动或热情本质以及它所表现的“给不确定者以确定”的惶恐与惊奇。痛苦在于欲求的自在性和自生性。所谓自在性是人必须为欲求活着而不是相反。所谓自生性是人永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