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比现在作为“下辈男人”的占有的主动形象，其罪责与救赎也就成为“普遍性的”刚性担当与坦然道义，并散发着主动施与的真诚与怜爱的眷恋。显然，不要说男性观众乐于移情自居，连女性观众也因有男人至死垂爱而遂愿平身地感同身受。

再就是丙，它完全可以摆脱流行的而且被商业气息渗透的所谓“性刺激”元素。我们可以设想：丙，不是赤裸裸的肉体性关系，而是理智倾向的比如某种秘籍知识的传授或责任托付，致使被提升者的精神、智力、性格更蕴含历史的深度与力量。虽然，丁，在性质上可以维持不变，即甲的过度承担和乙的忏悔救赎，但丙的变化，会使小说或电影的色调以及震撼人的心灵层次（或欲望等级、感伤层次）有不同的取向与质地。可惜，很悲哀，今天似乎除了“性刺激”，很难设想其他的精神性探求能够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中去。用流行的时髦语说，它吸引不了“眼球”。反过来，为什么在古典时期，人们更容易寻求精神上的引导呢？“眼睛”不就是“灵魂的窗口”吗？怎么今天变成“性暴露癖”的“窥视者”？现代性的“凝视理论”甘愿承认“人性的降解”。难怪弗洛伊德说，“性压抑”会转移至“精神性升华”，“性解放”反而造成“非升华的性疲软”以及“非升华的精神性压抑”。今天铺天盖地的性刺激—真是“满目性夷”—可恰恰是精神盲目滞留的“性无能”表现：离开了性刺激几乎就难得有勃发的生机—商业的“救世主”啊！此处存疑。

可见，不管甲、乙、丙三者如何变化，仍可简化出一个不变的模式：乙对甲的审判结果没有承担自己可以澄清而且应该也能够澄清的道义责任—（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意志软弱，社会倒向的压迫起了决定作用，叛逆性的破坏造成两败俱伤，功利化的理智人大多不再情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致使甲作为个体无辜承担整体罪名而遭受过度惩罚，为此乙付出了后续忏悔的代价，并代表一个时代救赎的象征。就眼前象征的“汉娜—米夏结构”，应该把前半“因”叫作“肉体：没有灵魂的书写”，把后半“果”叫“灵魂：没有肉体的朗读”。它几乎是西方传统的一个隐喻：灵肉脱节、义理脱节、个人与整体脱节、现实与历史脱节之时代精神危机对天命整合的呼吁。这就是德里达洞穿历史而惊呼现实的断言：

在西方历史的上空至今徘徊着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的幽灵们。

所以，我的解读应该主要针对可变部分中的不变部分进行，最后涉及可变部分对不变部分的着色以及对“凝视理论”的再凝视。主要谈“不变的部分”：汉娜的罪行与惩罚—米夏的忏悔与救赎。

3.战争中的行为与战争外的审判

上一代人不管做什么事，归根结底总要说成是为了下一代人做的。所以，下一代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把上一代人所做事件的善恶好坏全部承担下来予以化解：一方面作为个人的行为根据，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文化财产。这就是割不断的民族、文化与历史。

“化解”至关重要。如果下一代人完全取中断的态度，即不予承担、不负责任，那么，历史就会在下一轮重复中报复地索还加倍的利息。相对雅典灭亡而言，罗马的灭亡就是证据。也有反过来的情形，下一代反向加强，如“三十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其“纳粹”就是“报复地索还加倍的利息”，不管是向别人，还是落回自身。

《朗读者》可视为这个一般链条中的一般环节。其特殊性才表现为“纳粹事件”之一种。多么特殊啊！一个根本不能也不会进行屠杀的女人却承担起纳粹式屠杀的罪责而被判处“终生监禁”。而且，还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复仇审判（“时令法律”）过去了二十年，仅仅在候补的或余波的“遗留审判”中，把所谓漏网的嫌疑人再绳之以法的“追溯性惩罚”。注意，海德堡大学法学系教授对此两者（“时令法律”与“追溯审判”）都是颇有微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