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人至少在“同族同宗”这一点上，不能置身于外。当满世界的舆论谴责德国纳粹的时候，作为德国人本身就变成了“是与不是”、“同与不同”的感同身受复杂体。再进一步是更具体的关系。什么关系能具体到“同体”般的紧密呢？除了父子母女、兄弟姐妹的亲缘，恐怕就是“性关系”了。由于性行为本身从生理、心理到精神都是交融同体的，同时又是互为主动被动的，用现象学的术语说就是“给予被给予”的，在性心理上则表现为“占有被占有”与“剥夺被剥夺”的逆向强力作用—特别是在未被后现代的性解构之前。

后现代力图把“性行为”说成像“握手”一样的轻易、松懈，目的大概是想把人从性关系的特殊性中彻底解放出来。如果“性交”真的像“握手”那样稀松平常，或许人真的就彻底“单子”化了。想一想也真是，假设不久的将来制造的“机器人”进入了人类生活，甚至它们能更技术化地满足例如“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已经失去了自然必然性。在人的制造与人的生殖同步的情况下，性的生殖功能也会日趋萎缩。那时，男女性关系的特殊性是否真的消失了呢？谁说得上来？宁可相反地设想，那时人或许更应该维护人之为人的性爱真实性，即恢复精神性的人性认同而排除技术性的纯感官刺激—以此区别于“机器人”。由此反观，现代后现代对“人性”单子化、技术化的“进化论”主张到头来是会将人及其人性连根拔起的。

不管怎么说，“性关系”毕竟是人与人的“自然关系”。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地。何况米夏正处在性青春期萌发阶段，性记忆的默认值是不可磨灭的。汉娜所给予的“性”经验，几乎伴随着一切感性的幻象化，连汉娜肉体的光洁、冷艳、香凝都幻象为不可替代的原型，以致后来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了。这就使得米夏自然对上一代汉娜的罪行不但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还必须体察入微地自我承担，致使承担的方式所具有的悲情才象征着战后“两代人”的命运。

米夏的行为—少年“肉体：没有灵魂的书写”，成年“灵魂：没有肉体的朗读”—如此象征德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德国人灵肉脱节的历史。他们要对一个不能负责的历史负责，要对一个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承担罪责，直至忏悔与救赎，由此深入到上一代人中类似汉娜承担的罪行与惩罚所造成的“理性真理”的倾斜与倒塌，更不用说沉默者的“罪感”像窒息的烟雾弥漫在底层……结果，有多少人像米夏这样失去平衡置入幽暗的生活，为了忏悔

与救赎。

如此20年后、40年后，直到今天60年后，它像悬在德国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应该解除了！这，至少是我，读出的“朗读者”的呼声！

8.幸存者的无权宽恕恰恰构成宽恕的前提

最后，我想说一说那个在大火中活下来的犹太小女孩如今成长为贵妇人的“幸存者”。米夏带着汉娜遗留的6000马克专程到美国交给她。不管她（他）两人说了些什么，汉娜的这个行为最直白的意义就是—“忏悔！”

“幸存者”拒绝了。她面对死难的犹太人群体，活着的或幸存的犹太人已经没有宽恕的权利。

犹太人德里达对此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不能宽恕”恰恰成为“必须宽恕”的前提。反过来，“能够宽恕的”何来宽恕之有？这是德里达晚年几乎是临死前以作为幸存者的犹太人身份说的。

我不想在这里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我仍然想说一句，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恰在于它坚持了一种属己的民族品格—自认为是一神耶和华的“特选子民”。由此区别其他。历史上表现出的低贱也好，高贵也好，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