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南非由于曼德拉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服刑的状况而遭到了批评。会上的证词表明，曼德拉与五名囚犯被关押在一间非常潮湿的牢房，这使得他很难进行学习。两个月之后，表面上看是南非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作出了反应，但很可能是为了推动秘密谈判，曼德拉与其他人分开。曼德拉回忆说：

我当时想我应该接近当局，提出举行当局和非国大之间的谈判——因为我们实行集体领导。令我感到苦闷的是，我要在无法跟我的同事西苏鲁、凯瑟拉达、姆兰格尼等讨论此事之前就要同当局接触，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提出， 他们也会句句同意我的提议，因为我们对南非国民党政客的仇恨太深了。况且，我的同志们没有我所具有的同来到监狱的法官、司法部部长和监狱管理专员等要员打交道的优势。因此，我认为现在是谈判的时候了。

我开始接触当局，同科比·库切先生商讨了几次。他说会谈必须秘密进行，而我则说会谈可以，但密谈不行。到此时我必须要见一下跟我一起关押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四位同志。当局拒绝我一起会见他们，但答应可以分别逐一见他们。因此，我首先见了西苏鲁同志。我认为如果我说服他，他就会帮助我说服其他同志。西苏鲁说：“马迪巴，我一点也不反对谈判，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当局找我们谈，而不是我们找当局谈。”我说，Tshepo同志（ Tshepo是“希望”的意思），如果你不反对谈判， 谁先迈出第一步就不重要了。雷蒙德·姆赫拉巴说：“这么长时间里你在等什么，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凯瑟拉达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而姆兰格尼则站在我一边。

接着我将一封信秘密传递给了外面的领导机构。奥利弗·坦博回信表示不赞同我的谈判建议。他说你同当局那些人能谈些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搞一个非国大和白人政府当局的谈判，就回了这一句话。稍后我在一份备忘录上告诉他们，我要谈的是暴力、谈判、与南非共产党结盟以及多数人统治等问题。非国大说这么做是对的，并且授权给我。于是我分别同来自纳塔尔、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开普敦的同志打招呼，包括非国大成员、青年联盟成员、妇女联盟成员以及行业狱中工会的成员。我向他们简单介绍情况后，大家都赞同。我也召集了罗本岛监狱的其他狱友（在叛国案审判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

当局任命了一个高级别的谈判团队：威勒姆斯将军、科比·库切、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宪法专家法尼·范德莫韦以及国家情报局的官员麦克·娄乌。

1983年开始担任监狱专员的威勒姆斯将军早在1971年就认识了曼德拉，当时他担任罗本岛监狱的军官。他说，双方的会谈是在波尔斯摩尔的贵宾酒店举行的。有时在贵宾餐厅，有时在酒店的俱乐部，还有一次是在威勒姆斯将军位于监狱所在区域的家里。其他会谈场所选在了科比·库切的家里——他和曼德拉有一次甚至还打了会儿网球，他们也选过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会谈。

在曼德拉获释前后这段时间里，“民族之矛”应该采取系统而有效的行动来营造必要的气氛，这些行动应该严格限定目标，以便与解放运动政策相一致，也要相应地准备一些宣传口号，比如“亲爱的司令同志，欢迎您回家”。所有这些行动任何时候都不要在曼德拉出现的地区或附近区域进行。

——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卢萨卡，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