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监狱的环境与已在南非弥漫的恐惧和暴力相比算是相对平静的。1985年7月20日,南非当局宣布在36个黑人城市居住区实施紧急状态。仅在头一星期,就有1 000 人遭到拘捕。8月15日,世界各大媒体都准备报道南非总统的一篇讲话。讲话中说政府将要开始推出大规模改革计划。结果,博塔却在他的“卢比肯讲话”中就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辩护。
几天内,南非货币就贬值了近1/3。学者、报纸编辑和商人开始有了绝望情绪。他们判定,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通过谈判找到打破南非僵局的出路、解除对南非的威胁,他们就会不顾政府收缴他们护照的威胁,去同非国大会谈,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
南非首富哈利·奥本海默公开站出来支持释放曼德拉。1985年11月21日,非国大在《哈拉雷宣言》中进一步施压,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该宣言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解除紧急状态,从黑人市镇撤出军队,承认非国大的合法地位以及为自由政治活动创造条件。
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非国大愿意放弃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愿意与之谈判;非国大则回应说,政府也必须放弃使用暴力。
马克·马哈拉吉说:
我们把民主带入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政治工作时的革命教材里却没有民主这个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世界已基本上改变。但是不论怎么变化,历史已经记录下这些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既有能力发现这些变化,又有勇气适应这些变化。这是对曼德拉领导能力的一种检验,正是在被隔绝在监狱牢房里的时候,他才决定采取主动,同所痛恨的种族隔离政权展开对话……历史将铭记曼德拉的审时度势之英明……他为谈判所提出的先决条件的每一步骤,都经过了仔细斟酌,为的是确保不削弱或不危害非国大,并且,他的大胆举措万一失败,他便一人承担责任,不给组织丢脸。
军警官参政要员,是博塔领导下的政府军警之名,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所面临的威胁,他还提出了“总攻击”和“总战略”论。他说,他们复杂得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军警体制是合理的。这种体制怂恿公民彼此监视。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72年起就一直在约翰·沃斯特的控制之下,成了真正的政府。直到1979年,该委员会都是政府的20个委员会之一。
自1966年起就任国防部部长的博塔,1978年成为总理。他需要维持对亨德里克·范登伯格领导下权力甚大的国家安全局的控制——范登伯格是沃斯特的亲信。
自1975年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以来,军方与内阁就一直意见不一。博塔和军方想向敌人开战,他对公众说,南非军队做好了应对黑人采取地面猛烈进攻的准备。他和他手下的将军们认为,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是“总攻击”,而只能以“总战略”来应对。
巴纳德在媒体上著文,其表述后来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恐怖袭击之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引用:
恐怖活动就是一出戏剧,其目标就是指向欣赏此剧的最广大的人民……肯定不是指向能够被杀死的最广大的受害者。因此,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在宣布恐怖造成的恶果的时候,一方面对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激发起公众同情心的作用。
1984年7月,当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到开普敦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加快了与政府接触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