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你和你妈一样，不肯做的事就‘软顶着’。”

母亲常说“父母养其身，自己长其志”，她很清楚所处的时代给女人

带来的局限，生了大哥后就一直说要生个女儿“扳扳本”，意思是争口气。

我生下来，脸上一大块胎记，又憨傻十足，母亲的愿望传为笑谈。大人笑

我傻时就说：“你妈说要生女儿替她扳本呢！”稍后长大，也算渐渐不太

难看了，逢人曲意讨欢心说她的女儿好看，母亲就添一句：“她皮肤一点

不好。”我有时插嘴道：‘父母长其身’不关我的事。”但还是觉得很尴尬。

“，日前翻大学时的日记，不止一处说要努力，要为母亲争气。好生奇怪，原来求学时代上进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当时受的英雄教育，而是我母亲。“自己长其志”也不尽然，我仅有的一点好德性都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

忧患岁月

除了那些勇敢﹑大无畏者，人凡经历太深的苦难，都不愿再看悲情文

学﹑电影；更不愿去细细咀嚼，孜孜回顾以往，触动内心深处凄惨的一角。

但如果我完全避开令人心酸的记忆，跳过十八年来母亲和她的家人沉痛的

付出，这篇记述就太不真实了。

母亲生性多愁善感。我常取笑她说，如果十件事中有九件值得高兴，

你一定不去想它们，而只心忧忧于令你不开心的一桩。不幸母亲生逢忧患

不停的年月。她病倒后两年多，“大跃进”开始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

完全打乱。学校里取消星期日，晚上一定要进学校上晚自习。我有许多家

务和照料母亲的杂事，母亲说我忙得“小头发不沾身”，形容忙得跑来跑

去头发都飘了起来。母亲心中为她的病身拖累儿女十分不安，又替我们的

身体担心。

家在云之南

发烧一样的社会，体温越升越高，学校也不上课了。学生们连夜“行军”去附近安宁县“大炼钢铁”。我一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何况还背着行李。走到下半夜，很多时候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机械而极不舒服地磕磕绊绊。最不堪的时刻是前面看见灯光点点，以为有救了，走到面前原来只是路过的又一个村庄。眼泪自行淌下，同时也惭于自己经不起考验。好些天以后，和一班女生在一起干活，我坦白说“行军”的那夜我哭了，每个人都附和说“我也哭了”，才令我释然许多。在安宁县住了一个多月，接到母亲的来信，这是我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接母亲的信。母亲在信上说，现在由景和每天替她倒痰盂（即母亲的大小便）。我想像着小小的弟弟捧着痰盂走下三楼﹑穿过大院的样子，止不住心中的酸楚，于是大哭起来，哭了许久，哭得两手发麻。现在我知道哭久了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小时候常常哭，多半是和景泰打架或有小小伤心事，我喜欢靠在折成四方形的被子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那种感觉真舒服。这一回却是少年人痛惜弟弟﹑挂念妈妈的眼泪。

我们每天劳动六小时，睡四小时，再劳动六小时，再睡四小时。十多岁的中学生每天做用铁锤将石块打碎的粗重活，很苦很累。大概又因为睡不够，随时想哭。一天在河边洗脚，有个同学说听大人讲大脚趾长的妈先死，二脚趾长的爸先死。我看看自己长长的大脚趾，想到躺在床上的母亲，便哭了起来。七八个女生，有的想起将先去世的妈，有的伤心会早走的爸，大家一齐坐下，失声痛哭。

“大跃进”之后，便是中国农村的大饥饿，城里人每月每人供应一定数量的米﹑老蚕豆﹑菜油，不够吃也饿不死。舅舅托香港友人杨正光先生定期寄猪油罐头给在昆明的亲戚，像是救命甘露。除了整天觉得嘴馋，缺少食物倒不是太难担待。隔壁住着宋伯伯一家，每个星期日天未亮就全家动员起身去排队买什么吃的。我们家的人睡完懒觉起来，一人捧着一本小

家在云之南

说“充饥”。母亲最易进入角色，悲惨的书她的心脏受不了，普普通通的

一点悲欢离合都会让她眼泪汪汪，伤感数日。

象征营养严重缺乏的水肿病也在城市人中出现了。医生来学校检查，

发现两例：校长和我。检查的办法极简单，用大拇指对着肿胀的脚背按下

去，一个坑久久不平复的，便是患者。其实脚背肿得亮光光的，检查已是

多余。我们被收容到临时用护士学校改建的医院，主要的药品除维他命丸

外，还有人造肉，干香干香的不知如何造出来；糠麸饼，加了一点糖，不

易下咽，仍觉得美味；小球藻饮料，令我反胃，就像叫你喝下绿阴阴的一

杯脏水。吃饭时煮黄豆任取。我吃饱黄豆，把糠麸饼省下来，每晚偷跑出来，

拿回家去给两个弟弟享用。医院就在家附近，倒也方便。那时正值期中考，

水肿病住医院不需要考试，正中下怀。不过那学期班里来了个北京转来的

新生，是我的竞争对手。不参加考试也失去和他一争高低的机会，忧喜参半。

历来为子女健康忧心忡忡的母亲，为我的病何等心焦。儿女有病有痛，

有艾有怨，都去母亲那里寻求呵护与抚慰。母亲为儿女的担忧，所受的煎

熬却是我当年体会不到的。

十八年中该记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之一是我考大学，

在三百多名毕业生中名列前茅，却因政治原因不被录取。我只知道哭，母

亲不停地劝我：“妹妹，怨命喽！”我没有看见妈妈掉泪，一定是她等我

睡着才允许自己替爱女伤心。第二年政治风向改变，我考入云南大学。当

时一心要报考清华﹑北大的物理系，事后想到也许是命中注定，要我留在

昆明上学，要不然母亲恐怕等不到我大学毕业了。

“文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打击和灾难，我们家也不例外。爸爸首

先被关到牛棚，景泰也不在家，我下乡后就只剩母亲和十七岁的景和了。

母亲的病已更重，肝脏开始硬化，母亲不时拍拍她因腹水胀大的肚子，笑

着说：“看我是不是怀孕五个月了？”

家在云之南

我到军垦农场之前，母亲勉强从病床上坐起来，仍然坐得那么直。

1967年，大学生被送到乡下的军队农场受“再教育”。那时根本不知

道何时再能回家，回家时母亲是否健在。我出发的前一晚，和母亲掉头睡

在她的大床上。母亲以为我睡熟了，紧紧抱着我的脚，我怕她知道我还醒

着，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天明。我们在军队农场田里做活受严格管制，不

准回家探亲，我和母亲每周彼此交换一封信，大家都报喜不报忧。约一年

后，我实在太挂念母亲。若受天神启示，我一连两天不吃饭，第三个早晨

昏倒在床边。管我们的军官准我去县城看病。站在货车车厢上，风迎面吹

来，体会到出牢房一般的自由。到县医院，我哀求医生助我回昆明去看母

亲。他通情达理地给了我一周的假。我立即坐火车赶回家，妈妈见我瘦得

变了样，自然心酸，我还是那句老话“不怕”。

那年母亲见到我初恋的男友，欣慰不已。一切都符合母亲的愿望，最

欣赏他对我十分体贴。她甚至说梦中见过此人，从来知道我将遇见的人正

是如他一般。欢乐不久变成忧愁。他的家人为了他的事业与政治前途，不

同意他去娶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子。我们苦苦挣扎，还是以分手告

终。我怕母亲伤心，不愿对她道明真相，只装作一切如旧。几个月后一个

静静的下午，母亲对我说：“你从不喝酒，那天喝了许多，我知道你们分

手了。”之后补充她一辈子对我说过无数次的那句话：“心有天高，命有纸薄。

妹妹，怨命喽！”这以后母亲从未对我提过男朋友﹑婚嫁这类事。到母亲

去世前，我已经三十岁，应了我三岁时大人取笑我的话：“嫁不掉”。亲戚﹑

朋友都替我发愁，或热心张罗，介绍男友，但母亲从来连一句暗示的话也

不说。我和她处境两样，却一样心寒。

家在云之南

母亲和我。

1971年离开军垦农场，被分配到征江中学教书，此时母亲的病已相当严重，迟迟不成熟的我，也才开始懂得多些体贴母亲。学校离昆明六十公里，离县城五公里。每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我便站到校门的公路上，提着一篮子鸡蛋和别的土产，“堵”顺风货车回昆明。那个时代真安全，或者我的运气太好，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当然不是每位司机都会好心停下来。如果他们看得见我含着的眼泪，听得见母女彼此的呼唤声，一定会停车的。可惜不是。经常是一辆辆车驶过，一次次失望。有时等到天黑定了，只有回去，明天清晨再出来碰运气。我最清楚早晨的阳光是怎样把路边茉莉花上的露水一点点吸干，稻田里的霜花如何化成水。“要是这个星期回不成家，谁替妈妈洗澡？”

生命的最后几年，妈妈受的罪会令一般人只求摆脱躯壳，永远解脱。但是她有一个要活下去的重要动机：我和景泰都在县城工作，昆明病重的母亲是我们有可能获准返回故乡的唯一理由。

多年病卧，她全身的骨骼﹑肌肉都开始疼痛，病的发作也更频密。夜深人静，她的哼吟令我心揪。十八年来我习惯用一个方法去乞求她减少痛苦。当她每哼一声，我就开始数数“一﹑二﹑三﹑四……”哼第二声又从头数起，一边求上苍让她每次哼吟的间隔拉长，让她的痛苦渐渐缩短，可以安睡。我也不停地搓她的小腿，捏她仅有的一点点肌肉，徒劳地希望缓解她的痛楚。我和两个弟弟，被邻居用来做孝顺的榜样，以教训他们的孩子。不要以为我是标准的孝女，当年为了追求所谓“进步”，体会不到妈

家在云之南

妈比那些表现自己“积极”的活动一百倍地需要我，失去许多可以陪伴她

的时光，令我终生后悔。

也有可资记录的快乐事件。大哥娶得贤妻，带儿女回来探亲，妈妈一

下病除了一半，人也精神了。他们虽走了，天伦之乐的回忆仍伴随母亲，

久久不散。1971年，我们被父亲的单位从宿舍赶出来，全家挤到一间借

来的房间里。几张床和一张桌子，勉强塞进去，其余家具寄放到亲友家中。

这一年姑妈﹑姑爹从上海来探亲，令母亲大喜过望。所有人睡在一间房里，

对久别的亲人何尝不好？姑妈与妈妈很有缘，那个时代关山阻隔相见何其

难矣，上次见面已是四十年代初，我尚未出世之时，姑妈姑爹逃难回昆明。

日本飞机来炸，有时一天有几次空袭警报，大家要疏散到郊外，称“跑警报”。

母亲心脏不好跑不得，姑妈懒动弹，父亲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大概认为

昆明炸平了，炮弹也落不到他们头上。别人应警报声撤离，两对年轻夫妇

在空城中玩牌作乐，很是开心。姑妈细腰丰臀，她那曲线夸张的旗袍晾在

院子里，母亲在上面贴张字条道：“要看大屁股的这里来”，不料这句话尔

后报应在她女儿身上。

不能不信命运与人生的巧合。1973年，母亲两大心愿了却了。春天

三舅从美国回来探亲，苏家十一姐弟除了在台湾的大舅﹑美国的七姨，

二十八年中首次团聚。同年五月端午母亲的生日，我们邀约了许多亲友同

庆。晚饭后我弹三弦为妈妈唱歌，还和她合唱《我的家庭》。多年来首次

的欢喜聚会也成了告别仪式。7月我调回昆明，妈妈坐起来连声说“终于

盼到这一天了，终于盼到了”，她心里大概也轻松地说“我终于可以走了”。

1973年 11月 11日，住在我们家的三奶替妈妈煮了酸辣馄饨。我上楼去

母亲房中收碗筷，她模仿前些年回来探我们的三岁侄子的语气，用东北话

说：“可好吃，可好吃，太好吃了。”不一会儿二舅来看望她，见她已昏迷。

几句欢快的戏语，是母亲一生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