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像我这种从美国回来的，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的！

眼前的小书桌失掉了大半黄色的漆，露出了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

眉毛已经完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就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有些调皮的，“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待在桌前坐定，周有光摘下眼镜，和上书，将台灯些微推开，拿出助听器戴上，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五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岔开，很认真的。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他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他推行简化字，却又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完全有资格对着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到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到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改革开放之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四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我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不在乎这些，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了，我是过过好的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