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下放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去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也回来了。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都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惊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地。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后来‘文革’就没有稿费了，后来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稿费跟50年代的稿费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你要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在国民党里面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是做官早做官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也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不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跟我说，你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19个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

“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我不喜欢官场那一套，我老伴儿也特别不喜欢我搞政治，有的人觉得我太古怪了。”

“人家看我老头子了，105岁，常常问我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都是前进的，问题就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