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沈从文先生是您的连襟，在北京时两家常常互相走动，您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

周有光：沈从文和我的关系很好，可是他的教育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在常州、苏州、上海这些现代化比较早的地方，六岁直接进的是洋学堂，没有去过私塾。洋学堂很有趣味，男工带着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拉，扑隆通，菩萨的头就滚下来，庙就变成小学校。沈从文跟我不一样，他在湘西这种落后地方，小学都没有进过，他的新思想都是自己买新杂志，自己学的。我们俩的共同点就是学问基本都靠自修，但还是不一样，我提倡拼音，沈从文不赞成，他见我用拼音，用打字机，就说这么写文章怎么行，文章写不好的！他一定用纸笔的。

他很有趣味，共产党来了，他因为写的小说思想自由，被郭沫若骂，就到故宫当解说员，人家说这是故宫最低的职位，他很高兴，说不然我就看不到那许多古董了！他利用这个写服装史，完全按科学方法来写，写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