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发展现代儒学，这也要根据温故知新的原理，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古代一个外国。

吴虹飞：在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注重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日本美国都去过，后来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我就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把文字改革运动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我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八十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这个学问扩大到世界。什么东西都要从世界看，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里面有一段话很对，大意说过去我们都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在我们这里还不行，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了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这对学术上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历史学，最近欧洲闹得很厉害，波兰把苏联红军纪念碑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墓地，俄罗斯说你们忘了我解放你们的功劳，波兰说你跟希特勒订下密约要瓜分我。用全球化的眼光写历史，看法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不能随便讲爱国不好，那还得了？但这个思想已经传到香港了，他们说我们爱国不爱党，我听了就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