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您曾举出文艺复兴的例子来说明现在的“国学热”（您不同意称之为“国学”，而是称之为“华夏文化”）是“温故而知新”，把古代的旧文化的精华拿出来加以提高和发展，再有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这种热潮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写文章说不要用“国学”两个字，这是一种保守的印象，什么叫“国学”？只能中国有“国学”吗？我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两个字。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要温故而知新，这句话非常重要。文艺复兴，就是欧洲文化落后了，他们要发展，就研究古希腊著作，从中吸收新的启示。近来复古风很厉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夫子说“学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学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又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其实是谨慎，他说不要创造，先把古代的学好，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跟现代来挂钩。

前几年这种热潮的代表是于丹，她红得不得了，为什么红？不是她有什么大的本事，而是“文革”之后，中国成了一个文化的荒原，许多人就开始思考，特别是《光明日报》，80年代，大概是台湾捐了一百万块钱，邀请中国的学者写怀念中国古代的文化，也请了我，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后来出了一本书，叫《龙吟》，可以说今天看大部分写得不大好，后来大家的水平慢慢好起来。于丹赶上了大家对文化需要的这个浪潮，大家需要知道中国的历史，不是胡说八道的历史，而是真的历史，还有中国的哲学；于丹碰上了机会，是个代表。很多人批评她，评论她的书和文章都有人给我看，让我发表意见，我说我不发表，你们吵吧，我不参加。后来我说她还是一个青年，当时还是一个副教授，水平不是很高，你要原谅她，她普及古代文化是好的事情，讲得对不对可以再研究。我说于丹是“给许多需要文化的人喝了一杯文化的甜酒”，是恭维她，也不是恭维她，把她捧得很高不对，把她压得很低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