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在全国找会西班牙语的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市委就说我们搞外文的就译文出版社，又说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没跟我本人见面，就把我关系都转到北京去了。那是（19）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领导一句话，我就到北京来了。那时候都没有讲条件的，先我个人来，家里人不能跟过来。来了之后，就倒霉了，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都吃不饱，我的粮票还要往家里寄，一年有六斤油，每年春节探亲的时候，就扛回家去了。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过来。

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夜班，从（晚上）六七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很正常的，有的时候还要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接班的来了，我们才下班，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很苦的。因为那时候，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发，《解放军报》的社论要发，《人民日报》有时一天两个社论，一个大社论，一个小社论，都要拼命把它发出去，不发出去就是政治错误。

我们每天要翻译连同译审的稿子加起来至少六万字，算得少一点，一年也有三百万字吧。那时候工作忙不过来，我们也请外面的一些人来帮忙，他们觉得我们新华社的人特别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一万字，稿子放在这块，嘎嘎嘎嘎一会儿就出来了。新华社出来的人是能做同声传译的，人家一说，外文就出来了。“文革”期间，新华社对亚非拉的工作也没有停止，我基本上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去劳动。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错。比方说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哟！我那个字可能翻错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拿出稿子来看，哦，没错，再放心地回去睡觉。那时候都是军代表坐镇，办公室有好多组，他就坐在这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