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本来想学医，那时德文医学院，也就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就学了德语。英文是非学不可的，抗战时期日文也一定要学，此外，抗战期间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苏联是革命的启明星，我就用业余时间又去学了俄语。俄语是到白俄的家里学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在学俄语。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四种外语了。

解放后没多久就抗美援朝了，那以后英语就不吃香了。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产反而变成一种负债了，尤其听说你是圣约翰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校，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对自己没好处。找工作的时候，英语用不着了，日本投降了，日文更用不着了。最后我就靠俄语找了工作，到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非但学生喜欢上我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我的课。

又过不久，反苏修了，中苏关系不好了，俄文也不灵了。我就自学了西班牙语，这时候全国懂西班牙语的也不多，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但毕业生还没有出来。

50年代初，我在云南工作了几年，后来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要我回去。我就离开了云南，当时算是自动离职，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我就去了，虽然是400人报名，但初选后只有40人来考，最后取一个人。当时也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我读外文书很多很多，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人家投来的稿，我们都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文章都是长篇大论的。比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天才》，一看就是几个月，整天都在看外文作品。

那时我在上海条件很好，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上班在上海市华东局，康平路的地方，我办公室的房子在荣毅仁公馆的隔壁，他在81号，我在83号，房子的材料、建筑时间都差不多的，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