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超级畅销，编辑就来跟我说了，你出下集吧，我说我不要。编辑就说，好，那我就找吴淡如写一个大头妹。”

“你不要糟蹋我。”他“瞧不起”那个台湾女作家吴淡如。被逼急了，于是写了《我妹妹》。“也卖得很好，16万本。”

过了两年编辑又来找，张大春说：“再这样写下去，我就成了类型作家了”。但还是拗不过。这次，他写了12天，“实际工作日我还记得是九天”。“在最后收尾的地方，我把主人公搞死了，不玩了，这样可以了吧？就没有续集了。”“我就是不耐烦做已经做过的事。”

他是“个人打天下，混了三十年”。不信任文学奖背后学院派里的评论家、教授，他以为有“利益团体”。他认为年轻人容易上学院的当，而学院仿佛一个“咒”，其实不容易解除。“流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通常会搅扰我们自己真正对小说的认识。”于是“全面拒绝学院善意选家的选择”。

现在，他迷上了旧体诗，每天花在旧诗阅读、整理、分析、解释甚至创作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写小说的时间。“年纪越大一点，关心的东西就越偏。而且的确真正关心的可能不怎么卖钱。所以也不见得能够出版。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所有的书都是他请着我出版的。他说你写什么我都出。可是他看后来这几年我写的书，一看就说，绝对不能出。”

张大春说：“也许未来哪一天，我回头会发现我现在做的所有这些古籍的考证，或者是其他的阅读准备，甚至写旧诗，很可能会统统地回来替小说服务的。不知道……”

1957年生人的张大春，从17岁开始写小说，30岁后更是从未易改旗帜。而到今天为止，他也还在做自我怀疑：自己是属于小说这一行吗？他以为自己只是一名工匠、手艺人，远不如大陆的“少年作家”们那般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