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纪念李鸿章诞辰190周年（1823—2013）及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1894—2014）。

写李鸿章的冲动由来已久。很久以来，我都陷入对这个白胡子老头儿的迷恋之中。对此，我自己也有些迷惑不解——论长相，他并不漂亮；论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诗文极少，前几年出版他的全集，凡2800万字，大部分是奏折、函稿；论名声，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声并不太好，可以说身败名裂，尤其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提到李鸿章，老师就咬牙切齿，因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签署的。至于他发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拒绝了政治改革，同样成为讥讽和批判的对象。

但只要在史料中稍加沉潜，教科书的局限性就轻而易举地显露出来了。教科书是结论之书，只提供结论，不负责论证。而对于一个历史的窥视者来说，结论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每个人都会根据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因而最重要的是事实。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这样的大变局，李鸿章出现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关键的节点上，试图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份担当也是“三千年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打破传统价值观、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与中国人自己的唾骂相比，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对他的评价绝对“另类”：“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为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实际上，兴办工厂、创建海军、培养人才，在当时已经算是离经叛道了。当洋人决计在大清的国土上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认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而李鸿章则迅速抛弃了传统的风水观，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间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写道：“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1870年又在函稿中写道：“惟练兵、制器相去甚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对于这个暮气十足的帝国来说，丝毫的改变都有如蚍蜉撼树，何况李鸿章如此大踏步地学习西方运动？大清国不是小日本，在当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是根本不现实的，只能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循序渐进，摸石头过河。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不能以“马后炮”的英明来要求彼时彼刻的李鸿章。何况，器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不是观念的载体，中国人重器物，也不仅限于器物本身，比如商周的青铜器，就是国家权力和礼仪的象征。犹如电报电缆瓦解了传统的风水观，和洋务运动中的西洋器物一起进来的，当然是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思想。正是由于他倡导的物质革命，导致了科举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进而促使了传统社会的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