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要求李鸿章一个人当圣人，实在近乎奢望。但李鸿章与其他官员毕竟不同，他是一个想办事的官。李鸿章深信：“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做成一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他清醒地觉察到此际的大清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通过与洋人的合作，他对西洋的坚船利炮深深地沉迷，那支写惯了奏折、曾经凭借区区六百字的《参翁同书片》就要了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的命的著名刀笔，居然也写起了科学论文——他所写的《蒸汽动力运转奏折》，可视为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文中的许多词汇，都是当时的新词，在古文中未见，让人重见徐光启当年经营西洋实用之学的风采。1864年，他在一封奏折中，说出了当时许多官员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双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委派上海海关道丁日昌负责在上海虹口督察筹划江南制造局，终于，在经历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帝国，在只生长庄稼的土地上，巨大的厂房和遮天蔽日的烟囱在人们的视线中一天天地拔高，让上海郊区满面尘土的农夫们感到无比惊愕，也让李鸿章这样的改革派升起巨大的成就感。每天早晨6时，江南制造局的上空就会响起“嘟嘟”的汽笛声，与曼彻斯特、埃森、匹兹堡这些西方大工业城市里的汽笛声完全一致，工人们便在汽笛声中各就各位，开始一天的工作。高亢的汽笛声，似乎在大清帝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江南制造局不仅生产洋枪、洋炮，甚至制造军舰，至1868年，共生产炮船16艘、小铁壳船5艘、舢板船30艘，共计51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