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鸿藻等为首的军机处成员，自诩“清流”，继承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为己任，对洋务派横加指责，但他们对军事力量、武器装备一无所知，对枪林弹雨、杀人如麻的战场也完全隔膜，却占据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那个以反对洋务著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不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豪迈气概，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伦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11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在英、法、日本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李鸿章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为义父，情意亲密。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如同张仲炘一样，洪良品也承认以上指控为“风闻”，但“道路纷纷如此传说，未必无因”。

此时的所谓反腐已经脱离了本来的意义，而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一种手段，而帝国的监察部门，也不过是权力者手里的一张牌而已。屡遭弹劾的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

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