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长州藩被打得体无完肤，还是缔结了城下之盟，拆除下关炮台，赔款300万美元。

丧权辱国。

伊藤博文，则被愤怒的日本人视为卖国求荣的“日奸”，遭到追杀。

所幸的是，在血的教训面前，毛利敬亲“清醒”了，他相信了伊藤博文的话，不仅向英国服了软，而且与同样“觉悟”的萨摩藩藩主一起，成为反对“尊王攘夷”、发起倒幕运动的主力。1868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的支持下，宣布王政复古，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鸦片战争”比大清帝国的“鸦片战争”来得要晚，损失也小得多，而日本的“觉醒”比大清帝国更加迅速，具体行动措施也更为有效。日本明治政府于1875年4月发布诏书，承诺建立立宪政体。1889年（明治二十三年）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是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依次由天皇、臣民权利和义务、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和补则七个章节组成，共76条。而它的邻居大清帝国，尽管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866年，张德彝等人就介绍了欧美议会制度，尽管1901年1月29日，在惊恐万状中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出人意料地发出一道谕旨，宣布实行“新政”，1908年，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最高当局下诏预备立宪，但千呼万唤之中，那个海市蜃楼般的君主立宪的“宪法”，直到1912年皇帝退位，也无人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看不起大清帝国的福泽谕吉，自然也看不起大清帝国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福泽谕吉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