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嘲笑大清，学习西方徒有其表，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叹服于他眼光之犀利。然而，大清国毕竟不同于日本，在当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是根本不现实的。彼时的大清，倘能循序渐进，摸石头过河，已难能可贵，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戊戌变法的激进，带来的不只是改革的停滞，更是大幅度的倒退。在日本，改革者的命运要幸运得多，福泽谕吉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明精神，他认为“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甚至让我们尝出几分“改造国民性”的味道，而中国能够与之匹敌的思想者，唯有鲁迅，而且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思考这一问题。这也很可能缘于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受到了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改造国民性”，未必是他的原创。

几乎与明治维新同时，在遥远的俄国也在进行着一场政治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清晰地意识到，与其等待农奴以革命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渐进的方式争取贵族对废除农奴制的支持。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总法令》。从这一天开始，古老荒蛮的俄国咸鱼翻身，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转型，就在大清帝国开始建设海军的80年代，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一举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

维新仅仅一年后，日本就从美国购进铁甲舰“东”号，海军建设开始起步。1870年，兵部大辅前原一诚提出扩建强大海军的计划，建议用20年时间，建造200艘大小军舰，其中铁甲舰50艘，以7年为一期，分三期实施。1874年，日本海军羽翼未丰就开始了侵略战争，把大清帝国的领土台湾当作它的第一个目标。当时日本并不是大清对手，但大清帝国正沉浸在“同光中兴”的盛世中，致力于“和平崛起”，加之俄国人在新疆的牵制，于是，在占尽优势的前提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签订《北京专条》，向日本服软，赔偿50万两白银。这让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的外强中干，从此消除了对它的恐惧。

《北京专条》的签订，让李鸿章无比失望。他挥笔给哥哥李瀚章写信，愤愤地说：“甘允日本‘保民义举’，不指以为不是，犹要出五十万，犹以为了结便易，庸懦之甚，足见中国无人，能毋浩叹！”在他看来，不教训日本也就罢了，还倒贴五十万，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荒唐可笑至极。他不服，甚至打算不认账，决计“翻改前约”。

从那一天开始，日本人开始考虑征服大清的具体步骤了。1885年，明治天皇颁布《整顿海陆军》诏书，提出了一个以10年为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计划。两年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规定“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华战争。1890年，山县有朋出任日本首相，提出“保卫利益线”理论，标志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即由辽东半岛入侵中国，进而占领整个亚洲地区的政策）的正式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