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洗所有人的梦，在吃所有人的梦

我是1967年生人，在台湾叫五年级作家，朱天心他们算四年级作家，我再下一辈的是六年级，一般讲是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天心的老公唐诺先生学问非常好，还有一些小说家、评论者，他们都是比我用心、非常用功。我启蒙得比较晚，我自己算用功，可是他们脑袋太好。大概有十余年时间里，我跟天文、天心、唐诺先生他们交往比较长，每个礼拜会去他们的工作室，听唐诺讲别的作家的小说，这对我来讲很像一个私密的读书会，他们还给我车马费。其实这十年本来算我人生很动荡的时期，我父亲中风躺了4年，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又生了两个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台湾的文学市场也无法养活长篇小说。但在我最凌乱的时期里，唐诺先生他们其实对我是很严厉的。

其实我跟天心是不一样的，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书的销量就已经是像现在大陆这个状况。天心的书当时在台湾卖出三十万本，是大市场的作家，可是她同时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文学理论能力。但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基本上台湾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学奖机制，我们这一批都是从文学奖出来的。很独特的是，我们一进入文坛，就开始了作家身份的自我辨识过程。可是事实上，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像上一代作家那样，而是常一起喝酒、混文学社团。我们是“人造人”，罐头式的作用。天文、天心她们的现代主义发展到一个极致，因为台湾不像大陆这么庞大，有这么多故事和经验，直到天文、天心出来，才到了一个巅峰时刻，她们交出来的作品已经把某一些文字上的东西推向了极限，而我们就是承接这个过程。我们在网络上写一些青春哀歌，或者写奇幻小说、武侠小说、古墓小说，小说对我们来讲像一支昆曲，或者NBA篮球赛，或者芭蕾舞。当时台湾纯文学市场分化，天心的书曾经可以卖到二十万册的年代已经不见了；而大陆进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慢慢进场的时刻，是我们开始成为比较成熟的职业作家的时刻。台湾大量的市场，大部分做的是翻译小说，比如《达·芬奇密码》，这些翻译小说是好看的，销量非常大，他们会花非常大的成本，而我们的书大概只卖两千本。

我们写的东西比较内向，我们这一批作家是内向时代的小说家，非常卡夫卡式，非常孤独寂寞的、内在的自我。我常常讲我们缺乏经验和教养，没有办法像王安忆或张爱玲那样写小说。我们几个要好的作家，大概每两个月会去酒馆抽烟、聊天，我觉得这很重要。以前我和唐诺、天心在一起时，我永远是正襟危坐、满头大汗，但我在学习。可是他们在一起就百无禁忌，只是抽烟聊天，对我来讲，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巫”，被这个城市集体的噩梦、恐惧、虚无、嫉妒所伤痛，我们在洗所有人的梦，在吃所有人的梦。我们只是正常人，但有时候是那么冰冷和孤独，我们是那么相濡以沫。后来我很喜欢克拉巴尔、布尔克斯，他们每天在咖啡屋喝酒聊天，生命到某一段就突然来了恋情。台北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是一个支撑写作，或者交换身世的地方，很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