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恋人”，一个是“导师”

董启章很沉静，我很“人渣”。我讲“人渣”不是负面的，我本来想写一本《我的“人渣”兄弟》。后来我意识到“人渣”的定义可能是很负面的，可是我以前一路从青春期鬼混到大学的一些废才哥们儿，我都说我们是“人渣”。董启章我非常欣赏他，在香港跟他聚了几次，我们俩确实一肥一瘦。他是一个神性的大讲堂，里面的核心就是一个高中少女心，他非常会写美少女，安静的少女。可是我永远是一个高中恶汉流氓。我跟他聊天，他好像是神性的，我是魔性的。那时候在香港，梁文道主持一个访谈，我就讲：我觉得董启章写那一本《学习年代》，他很想说我们都是怪物。他在香港长大，我在台北长大，但我们很像AI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设计图纸的时候出了状况，以至于后来我们变成这样。就好像我跟董启章本来都是长了六根脚指头，但却想要变得和别人一样。董启章的整个作品，好像是把多出来的脚指头切掉，你看到非常美，非常哀伤，在找寻一个神圣之途的过程，可是你知道后面是少一个脚指头，我就是那个被切下来的脚指头。

有几个话题对我来说是永远没有办法言语的，第一个是初恋的女人，第二个是第一只死去的狗，第三个就是我的启蒙。我遇到张大春是二十出头，我跟他个性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暴乱、敏感的人，我在二十几岁是害羞的，充满焦虑，没有一个清楚的表达，整天在读自己那一大堆现代主义的东西。可是我小说课碰到一个三十出头，那么聪明、鬼才的老师，这不只是对于我，而是我们这一批都产生了影响。张大春在台湾真的是教父，是文学奖最重要的一个评审。那时候他的小说语言充满暴力，可以跟整套陈腐、老套的语言对抗。可是后来我到三十岁，跟他就比较疏远一点，反而跟唐诺先生走得比较近，我老师也走到一个古典中国的世界去了。也许我再过个十年，会回到古典世界里，但现在我不敢去看那些，比如《明清小说大观》，我觉得我会全盘走到那个世界里。但张大春在找一个古典文化，就跟我二十几岁去捕捉现代或者去冒险一样，我要去展开这一场旷日废弛的行销，后来没有什么机会遇到他，也就没有机会说师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