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干部”

很多东西由于历史学学术规范的限制，有时候很难表现得很充分，反而有些小说表现得很充分。路遥的小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在农村4年认识的很多农村青年都是那个样子。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村出来的，后来上了大学，他就跟我说，读那个小说的时候几天都没有上课，说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当年的那种经历。甚至他还说了，他跟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在农村时候村里有一个女孩，他俩谈恋爱，感情特别深。但是他上大学必须和那个女孩断，因为他上大学之后身份就是干部了，女孩身份还是农民。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说，后来女孩自己跑来跟他说，你有你更美好的前程，我不能拖累你。

为什么对人民公社的解体、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的变化，我始终支持？是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因为我在农村4年，改变了过去对农村的许多看法。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民公社是天堂”这一类的教育，什么“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这些歌谣，在幼儿园背的东西现在还背得出，还有“人民公社是金桥”什么的。但是带着这一观点到农村，发现农民对人民公社很反感。我们从前受的教育都说，只有“地富反坏右”才反对人民公社，但是发现干活的时候老农都反对人民公社。开始很多知青都是一愣，按照城里的标准，按照“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那就是反动言论了，就觉得这个人的出身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农，实际上都是贫下中农。

后来在农村待久了我就觉得，人民公社完全是人为扭曲了这个社会经济自然发展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极大。对人民公社，农民的反抗就是低效率，出工时大家都互相在比慢，磨洋工，生产效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上面通过种种强制性的办法，让农民组织起来怎样劳动，实际上做不到。从前有一句话经常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主席的话。但到农村后，我觉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因为农民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理性，觉得当时这样搞根本不符合常识。只有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鼓动、教育、改造，我姑且说，是从一种纯粹的好的理想出发，才会那样人为地去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成立人民公社。说到这些的时候，农民简直是不屑一顾，觉得简直是笑话。实际上农民是有理性的，对上面的一些做法总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示一种抵抗。比如一直说农业学大寨，有一段时间学得非常具体，每个村都要进来好多工作组。当时农民收入多少是靠工分，干什么活记多少分，按照干活的多少好坏，记分量不同。后来说学大寨，不以业务来记分，以政治态度来记分，“地富反抗右”干得再好也不能记满分。并且还要学毛著，如果一个贫下中农学毛著学得好，就可以记满分。工作组来的几天，要求也这样记分。农民觉得没办法，工作组来了，搞运动，就得按那个办；但工作组刚一出村，农民马上就恢复到按干活的好坏来记分，这就是农民有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