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进攻闸北

转移伤员是撤退的重要环节，柏辉章与胡松林商量决定，由师部参谋曹冠英负责连夜安排担架兵，把负伤人员送至虹桥路口，以便第三战区集中转运。不料第二天凌晨，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救护车已很稀少，街面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人流四处乱奔。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的轰炸后，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逃。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逃生，只能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这“死在当头”的厄运。

曹冠英等在此停下约一小时，眼见市面一带情形比战场更凄惨！从前线退下的散兵、伤员、后方勤杂部队、辎重、车辆以及眷属、老弱妇孺，把沿江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一会儿听到枪声大作，侦察敌机扔下几颗照明弹，吓得人群乱窜乱逃，哭声、呼救声、喊声、怨恨声搅成一片。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抢渡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外国租界也确实发挥了救残助困的人道精神，先后收容了50000多名难民，但后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他们也就随之关上闸门。从此阴阳路隔，把一双双失望的眼神，隔绝于冷冰冰的栅栏之外。

曹冠英看着这些伤员，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少胳膊断腿；有的失了眼睛；有的腹部开了花……痛苦不堪，不停地喊叫，有的甚至求人将他杀死。由于伤员实在太多，重伤员亟待治疗，曹冠英当机立断租请“黄包”车，把负伤人员拉往上海市区，不想到了公共租界却被巡捕拒之门外，不准进入。曹冠英无奈，时间不等人，只好又把伤员转到南市的一个市民收容所，换上伤口救急包，再想办法。

后来经多方协调，一些较重的伤员才由收容所乘车转到公共租界内的国际第五救护医院，该院是上海新药业公司组织筹办的临时医院，以一舞厅作病房（舞厅名叫“大陆”），可容七八十人。第102师伤员刚入医院即换上病服，接受治疗。

不几天，上海全线沦陷。童子军主动承担了维持医院秩序的任务，这些青年男女，对伤员极为尊敬，不嫌脏臭，照护非常细致。本来在战场上童子军不畏危险将慰劳品送到前沿阵地，使这些受伤的军人已感动万分，也为他们安全而担心。现在有了近距离的相处，更是亲切有加。

刘正材书法

第102师伤员在住院期间，童子军们纷纷请伤员在纪念册上为他们题字签名。黄埔军校高教班8期的刘正材连长为童子军队长刘明传的题字是：“在救亡的征途上，纵遇悬崖亦勿须勒马”。

虽然国际上有一条公约，叫做两军交战，不杀医者。但国际条约只是政治家们的事情，现实中对军人毫无约束力，军人只有实力和子弹，别无任何的文字游戏可言。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因而医院也就不是绝对的安全之所。医院作为战争资源的一个再生地，敌方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上海全线沦陷，日军便衣就主动找上门来不断查探，这些受伤的军人虽身躺病床，但情绪激愤，看到此景一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杀红眼的日军，由于频繁地对医院进行光顾，使童子军队长刘明传大为警惕，于是着手安排把这些伤员转送后方。他还给第102师伤员各送了一件麻布棉大衣，一双新鞋。一位姓赵的女青年，替他们把棉大衣腋下拆开，再将伤票符号藏入棉花内缝好，使这些军人几十年后还感念不已。

一个傍晚，童子军队长刘明传通知住院的第102师伤员，换上难民服装，乘车到江边转搭上一艘挂意大利国旗的轮船，撤离上海。第二天船抵浙江萧山码头，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慰问，后经第三战区安排，转乘浙赣线火车到达南昌第四十后方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其后，刘正材连长伤愈归队升任营长，一排长刘芬南升任连长。参加了其后的德安万家岭、修水河及湘北黄沙街和江西宜黄等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