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控制的大陆把跟随蒋介石出走的胡适斥为叛徒，自是见怪不怪，而把杜威与罗素两位外国学者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当与二人在“五四”前后分别来中国讲学的经历和背景有关。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作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两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2]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的本兼各职，这使一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内情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