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和之后，有研究者指出，鲁迅的文章在凝聚了他的真情实感的同时，也渗杂了意气用事，偏离事实的成分。他不但把杨荫榆所推行的教育路线称为“寡妇主义”，痛斥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是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同时指责“现代评论派”几个“所谓学者文人”如何如何，不免有夸大和冤枉对方之处，或许这是鲁迅所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同样发表了与案情有关的“三一八”专号，开篇即是《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时任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在《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文中，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四个问题：枪杀为预定计划；元首犯罪的制裁；搜集证据的重要；通缉命令的法律效力等，并直言“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与此同时，高一涵、陶孟和、陈翰笙、许士廉、杨振声、凌叔华等都发表了谴责执政府与纪念学生的文章。陈西滢在他主持的这期“闲话”专栏中，对杀人者进行了强烈痛斥与抨击，“群众到执政府门前，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而政府却在指控什么“暴徒”、“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陈西滢一针见血地指出：“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惨酷残暴的行动来。”那么，“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陈氏的“闲话”到此为止，或许尚不会被鲁迅冠以“阴险的论调”，但除了谴责政府之外，陈西滢还附带着指责“民众领袖”，以及死伤学生的“父兄师长”，说他们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云云。这一下，就引得鲁迅等人大为不满，于是论战再起，裂隙再开，自此两派之间又是新一轮刀枪棍棒的厮杀混战。就在双方厮杀得难分难解之时，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北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京城学术界，悄然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