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女师大风潮”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之后的鲁迅，在与陈西滢等人纸上混战一阵后，因遭到北洋政府通缉而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 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鳖”都没有好感。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厦大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长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国学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最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敌。

按照学术界论资排辈的规矩，鲁、顾算是两代人，鲁迅是师辈，顾颉刚为晚辈，本没有什么真接的利害冲突，况且二人平时很少接触，没有多少学术和生活上的来往。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厌恶的态度，除了与顾相近的胡适、陈源有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轰动一时的“盐谷一案”。“五四运动”前后，胡适因提倡白话文爆得大名，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周氏兄弟乃这一派系的中坚。而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平时唯胡适的马首是瞻，予以辅佐，并为胡适考证《红楼梦》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此举引得鲁迅大为不快。更因几人皆在北京时，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时猫在北大一间黑屋子里搞史料研究的顾颉刚也认为有此一事。与鲁迅本来就交恶的陈源听说后，立感奇货可据，这不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吗？于是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和强奸妇女还更加令人不屑。假若事实成真，此人斯文扫地，立即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注：21世纪初，北大王铭铭事件即其一显例。至于青春派作家郭敬明抄袭与进中国作协事件则另当别论）。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鲁迅如此认为）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