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初的学术观点之争，最终发展到人事等各方面斗争，直至涉及对各自人格的是非评价。钱穆认为胡适人格低下，不但霸道成性，而且内心相当阴暗，他列举了几个事实加以证明： 

“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5] 对于这一说法，后世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可信的，胡适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当年鲁迅在提到胡适予他的印象：“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钱穆与鲁迅之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

以上自是说胡适性格阴暗之一面，而在“霸道”上则表现得更加露骨。钱揭露说：某一年暑假后，钱氏得知北大历史系名教授孟森（心史）顶着酷暑对商务新出版的《水经注》作了许多考订，当孟把稿子送北大《国学》季刊欲发表时，主其事者发现孟氏之考证与胡适学术意见有异，当时胡号称业内考证《水经注》专家，震于他的赫赫声名，主事者便告之孟森，适之先生现在国外访学，非等到他回来而不能发此文。孟森一气之下，索性将稿收回，自此之后决定不再考订《水经注》。[6] 

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位名教授蒙文通，四川人，从师廖平，乃钱穆的好友。他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于南京某杂志。或许处于道不同不足以为谋的习性，在北大同仁中，蒙氏与胡适关系疏远，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便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决定秋后将不续聘。钱穆听说后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钱替蒙氏开脱辩解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但胡适并不理会，“两人终不欢而散”，蒙文通还是被解聘了。对此，钱穆暗含讥讽地回忆说：“北大教授蒙文通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不动声色的补白，意在进一步说明胡适的霸道与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