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士大夫虽然有不少腐儒、庸儒，但与今天相比，总体还是比较清廉的。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老百姓对其基本没有制约，皇权对他们的制约也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制约来自读书人自身，即士林内部的“清议”。“清议”相当于今天的公共舆论，但古代没有公共传媒，所以这个“清议”基本是在士大夫内部流传。“清议”首先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来自读书人共同信仰的儒家学说。其次“清议“的各种善恶是非评价不是来自皇帝和官僚，而是自己的同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相互评价。清议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得到普遍的尊重，是否德高望重，能不能被重用和提拔、重要的是过“清议”这一关。只有那些道德上纯正、又有学问或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士林领袖，并在官僚阶层当中获得提拔。一旦做错什么，便在士林中声名狼藉，差不多一辈子就完了。在大部分的朝代之中，士林的风气还是正的，虽然有伪君子，但真小人是吃不开的，因为有普遍的价值标准，你可以私下“潜规则”，可以不遵守，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标准的存在。

今天中国知识阶层内部的问题在于，这套区分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没有了，即使有的话，也缺乏内在的约束力。到处是为所欲为的真小人，连伪君子都吃不开了。伪君子与真小人当然都可怕，但谁来当道还是有质的差别。伪君子当道的共同体，至少大家还知道许多事做得说不得，公共的是非标准还是存在。而一个真小人当道的社会，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只要是能够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就可以做，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

在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是有行规的，解放之后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摧残殆尽，改革开放之后在80年代一度有恢复的可能，到90年代又很快淹没在世俗化的功利之中。到21世纪初，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风气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制度还重要。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制度要能够落实为现实，需要软环境的配合，这就是风气。而风气的改变，无法雷厉风行，它与人的内在价值有关，与公共文化有关，起码需要一、两代人才能扭转。

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想洁身自好，也非常挣扎，因为风气变了，坚持原则被视为迂腐，被看作是不识时务的庸人。在中国，在几种情况下“说不”很难。一种是对权势说不，另一种是对人情说不。过去风气尚存，很多良知认为不该做的，都比较自律，不会强人所难。当风气变得当真小人比做伪君子都坦然、光荣的时候，便不再有原则，不再有善恶，唯有功利。知识分子普遍地变得很乡愿，只问人情，不问是非。不是说知识分子内心不再有是非标准，而是这些伦理价值都变得相对化、工具化，看放在什么环境下灵活引用。本来读书人斯文在身，要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如今斯文扫地，该守的在权力、金钱与人情面前，都守不住了。不是个别人守不住，而是整体的守不住，贪污、抄袭和奸污女学生是少数害群之马，比这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整体的风气堕落，不再讲操守，不再有耻辱感，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场和人情圈里面沉浮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