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气蜕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共同体不仅不能实现自我监督，反而有助长个人堕落的负面效应。劣币驱逐良币，投机者打败老实人，岂非司空见惯的常态！在国外，一个教授如果抄袭，代价太大了。一旦被揭露，就要被所在大学除名，这还不算，他还面临着被整个行业除名，永不叙用的下场。付出的代价太高，所以一般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在发达国家，一个人最珍惜的稀缺资本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名誉。名誉事关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用。一旦你在信用上出了问题，就寸步难行。以提出“历史已经终结”出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作过一个关于信用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之中，中国的信用是最低的。的确，信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被重视的资源。到处乱用。人际交往、生意场上，随便拍胸脯，下承偌，到处是“忽悠”文化、“捣浆糊”文化。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普遍地缺乏信任，交易成本过高。而在国外，个人的信用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一个大学教授不会轻易写推荐信。哪怕是亲戚朋友要你推荐人，只要不直接认识，通常也会谢绝，因为不能滥用自己的信用，一旦出了问题，便会失信于天下，变成一个信用崩溃的人。

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消极一面来自严格的行规，积极一面则来自集体的荣誉感。传统社会里，集体荣誉感来自家族。士大夫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家族的尊严。一个书香门第世家如果出了个败类，这叫“伤风败俗”，“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誉。因此家族和地方的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力非常大。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力大大超过刑法的约束力。法的束力很遥远。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但民间的共同体约束力无所不在。到了现代社会，集体的荣誉感不再来自家族，也不是地方，更多的是你所在的学术共同体。一个是你出身的母校。大学毕业刚刚踏上社会，社会对你的接纳度很大程度来自你出身的学校，什么学校出身，是一个重要的信用担保，它给你带来荣誉，同时也给你带来责任，给你约束力：不能丢母校的脸，其次你所属的共同体，从任职的学校，到所属的行业学会以及学术共同体，既然你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都负有一份道德的担当。

今天中国的反学术腐败，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党纪国法，而忽视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约束。过于依赖法律，而缺乏在共同体内部自我解决的传统和机制，会形成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依附性关系，大小事情动辄找行政，上法院，诉诸舆论，而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哪里？有何权威的制约力？在国外，一旦发生了学术性腐败，无论是性质的认定，还是最初的惩罚，都来自学者共同体内部，很少绕过行业自身的权威，直接诉诸于法律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治，这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学术自主性。无论是消极的反学术腐败，还是积极的重建好风气，我们不能将全部希望押宝在法律的健全、行政的管理和舆论的监督上，而是要将重心转移到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建设，重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在权威。

四、斯文扫地在于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是世俗社会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平庸化了，大学变成一个俗人呆的地方。虽然读书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要面对很多世俗的问题，要解决蜗居的问题，也想生活得好一点，但是读书人又不是一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