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大的人事变动，当时的《捷报》曾评论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以后，就任命了大批的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机器局则将完全由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依靠李鸿章了。”事实上，从1870年到1895年，天津机器局一直控制在李鸿章手中，先后担任该局总办和会办的人都是李鸿章精心挑选出来的，而且是清一色的淮系成员。

李鸿章还真是个干事的人，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是大手笔。他一接手天津机器局便利用崇厚奏准动拨的津海关、东海关四成洋税将天津机器局扩充为东西两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那年头，清政府手头没什么钱，但是办洋务这活儿又偏偏是个费钱的事情，好在李鸿章有权，所以常常从各种途径给天津机器局找钱。除了上面提到的海关关税，1876年以后李鸿章还想办法从北洋海防经费中拨出长沙平银20万两供天津机器局使用。1880年李鸿章又打起西北边防饷的主意，每月从那里面给天津机器局拨银1万两。1888年李鸿章干脆堂堂正正地要钱，在《北洋海军章程》中明确规定拨银8万两。

就这样，天津机器局的经费有保障了，但是工作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李鸿章能否在天津机器局身上摒除在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所遇到的问题，在他“自强”的宏伟目标下实现中国军火制造的“自立”？答案是明显的，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的身份地位和他“有缺点”的洋务思想，都决定了他所接办的这所军工厂只能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又一个翻版。

津局生产的大部分是火药、水雷以及各种枪炮弹，李鸿章接手后它的生产力明显得到提高，产量是过去的三四倍之多，不仅能够满足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弹药供应，还连带着供应吉林、热河、察哈尔、奉天和江南等地区的弹药。

但在数量规模的“成绩”之后隐藏的是质量的不合格、技术的落后，津局所产生的很多弹药和当时军队的装备居然不匹配，造成装备等弹药的可笑局面。而对主体北洋海军船舰炮位所需的各种弹药，天津机器局竟然有许多不能自造，“必须向原厂定购”。譬如有一回北洋海军买到了较为先进的速射快炮，但是天津机器局不能仿造这种炮的子弹，结果还是得从外国进口。

长此以往，津局不仅机器设备从外国买来，所用的各种物料也从国外购买，而这部分购买经费占据了天津机器局采买经费的大部分开销，所以天津机器局实际上成了消纳西方机器和军火产品的地方，而且大多还是西方国家落后、弃之不用的产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