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办得怎么样，他的洋务思想是否先进，还得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与同时期官员的政绩比较中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整个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和清朝晚期“同治中兴”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大清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年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虽然中央三番五次地下达命令，但绝大多数地方的官员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一些官员属于彻底不理解，另一些官员属于光喊口号，不行动。正儿八经干实事的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既提出洋务运动的新观念、新理念，又用一系列的实效工作来践行这种理念。

所谓“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前面讲到李鸿章“觅制器之器”，通过办理3个主要的近代军事工厂，李鸿章越来越感觉到装备、技术等硬件只要有办法筹到钱都好解决，但是像洋务人才这样的软件还真不是可以“招之即来”的。

这一点早在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协防上海、开始尝试办洋务时就认识到了，那时的李鸿章朦胧感到能否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关乎洋务事业的成败，“实为中国自强根本”。随后，李鸿章在不断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其对培养“制器之人”重要性的认识：“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认为中国历代长期实行的文武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有些已经不适用选拔洋务人才的需要，但为了让大清国的统治阶级接受他的观点，他对科举制度改革并不激进，而是主张渐进式地改变，从改革一些考试的办法、补充一些考试的内容开始。

李鸿章的科举改革实践，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9世纪60年代初他的侧重点在于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这时候的李鸿章认识到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科学技术教育，而这恰恰导致了中国缺乏洋务人才、技术落后。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李鸿章在筹办北洋海军过程中，越发感到中国缺少“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而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朝廷坚持以章句取士，堵塞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路径。所以这一时期他一面力争改功令、兴洋学、废弃小楷试帖，通过设立“洋学局”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使其“与正途出身无异”；一面采取了一些趋就“科目”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