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李鸿章在改革科举制上又进了一步，他把“易官制”提到了“变法度”的首要位置，希望借此改变大清官僚队伍的素质和知识结构。蒋廷黻评价说李鸿章这一举动是要改变士大夫的人生观，不以科名为目的和晋升之途，而以洋务终身悬为富贵功名之鹄。李鸿章的这一认识主要来源于他办各类学堂的实践经验，他发现清朝任官重科甲正途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学堂学生的来源和质量。

1887年清廷对人才的选拔制度有所松动，李鸿章抓住机会立马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在科举考试传统考试项目外，另加一门算学。结果李鸿章的努力在第二年得到回应，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教习和学生得以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这一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西学和中学同考，也是李鸿章长期倡导、做工作的结果。

作为一名朝廷大臣，一名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李鸿章敢对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出质疑和修改建议，就这一点来看，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了。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大清官员还是不相信需要西方技术，传统的文化准则和控制力量比现在人想象得强大，科举考试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传统而神圣不可侵犯。

李鸿章之所以能比同时代的官僚们眼界高远，很大程度上与他自身的爱学习分不开。在繁忙的事务之余，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另外，他身居高位却常常自省，这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平时只要有时间，他就阅读一些身边的洋幕僚翻译的西方著作，有时候就直接让幕僚们对西方社会变革的某一问题进行讨论，他从中汲取各种观点，进行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