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穷则思变,时局赐良机(1)

号角响起 作者:车安刚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海军教育家、翻译家,一代国学大师。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者。其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性译作有《天演论》、《原富》等;其“教育救国”的教育思想、“赋在有余”的赋税思想、“个人与群”的人权思想和自由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贫穷可以创造伟大,同样可以滋生苦难。面对贫穷,世界上通常有两种人,一种是因穷思变,由穷而奋斗成功;一种是因穷而惰,由穷而自甘沉沦。因穷思变的人,时机一到绝不放过;因穷而惰的人,时机即使在面前也从不珍惜。严复恰恰是第一种人,他在等待那个让他能成功脱离贫穷的时机。这个时机在哪里?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尽管没有彻底让腐败的清政府从思想上觉醒,但毕竟让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大员认识到“船坚炮利”的重要性。曾国藩等一部分洋务派开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期望借此救国强兵,挽救濒亡的晚清政府。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由此拉开大幕。福州船政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左宗棠创办的。

左宗棠为什么要设立福州船政局呢?根本原因是他的爱国精神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想借此“建造轮船”、“整顿水师”,以便实现民族自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63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正式上书总理衙门,提出要仿制外国轮船,以求“海疆长久之计”。但没引起重视。1865年,左宗棠再次上书总理衙门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1866年,左宗棠于5月1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交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详细阐述了在福建设立造船厂的构想。在左宗棠的一再努力下,尽管船厂建设经费前5年计划就需白银300万两,耗资巨大,但清朝政府仍然批准了这一建议。就在左宗棠的理想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原陕甘总督杨岳斌因无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借病回家,迫使清政府起用左宗棠。1866年9月,左宗棠奉调任陕甘总督。

福建船厂怎么办?还建不建?让谁来负责?左宗棠陷入沉思……

为不使自己“思之十余年”的建厂自强理想化为泡影,在离开福建之前,左宗棠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人担当重任。这个人既要在福建当地有威望,又要有才干。那这个人选谁呢?此时,“清望素著”、“遇事谨慎,可当重任”,并且正为母守制尽孝的沈葆桢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沈葆桢,福建人,林则徐的亲外甥,同时也是林则徐的女婿,与左宗棠一样受林则徐思想影响巨大,心中充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志。因此,1866年10月31日,左宗棠正式奏请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总理福州船政局,具体规划和领导船政局的建设。左宗棠的奏折呈上不久,清廷就任命沈葆桢为福建船政大臣。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福州船政局于同年12月23日正式开局。福州船政局包括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两部分。1866年12月,船政学堂开始招生。严复原本暗淡的人生之窗由此投射进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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